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的中国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标：对中国包容性增长进行科学测度,并探究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因素。研究方法：使用广义Bonferroni曲线和社会包容度指数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度,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国家层面仅达到“基本包容”状态;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金融深化、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会促进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会抑制包容性增长,而FDI和投资等因素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创新：将广义Bonferroni曲线和社会包容度指数用于中国包容性增长测度。研究价值：为中国包容性增长的量化测度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国经济增长包容度的提高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度与生产率分析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与结构特征,分析数字要素对中国经济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研究方法:基于投入产出序列表数据,结合数字经济内涵、信息经济理论及增长核算方法,建立数字经济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11.24%,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数字经济结构不断变化,数字融合部门增速高于数字替代部门,但二者均低于数字基础部门的增速;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而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行,数字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研究创新:提出包含三大效应的数字经济测度理论,将数字经济划分为基础部门、融合部门和替代部门,建立数字经济核算的方法框架,关注并考察了数字要素的增长效应。研究价值:有助于完善数字经济测度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中国地区差距的历史考察与实证研究

回顾1949～1978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运用泰尔指数对1978～2007年区域差距进行测度并按地区分解,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从地区构成上看,东部地区内部的省际差异对中国地区差距影响显著,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部省际差异对全国的地区差异贡献较小,西部地区内部省际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地区间差距仍是中国地区差距最为突出的问题,且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但2004年以来,地区间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迹象。     

贸易开放度、产业专业化与广西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广西八个行业数据构造两种产业专业化指数,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分析广西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广西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行业产出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专业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广西的行业生产率专业化水平较低,还不足以对经济产生正影响效应。因此,政府须在政策、资金方面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扶持,使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技术进一步提高,才能拉动广西的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和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相较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2）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此种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3）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与结果指数均有正向影响,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过程指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结果指数的促进作用。（4）人力资本结构会通过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大于技术结构升级带来的中介效应。     

财政支出结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综合运用传统总体差异分析及空间自相关指数对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引入核心-边缘模型对各区域不同财政收支结构对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进行逻辑推理与演绎,并利用VAR模型就财政支出结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保障性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要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而且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越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差距会越大;中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无显著影响;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相对较强,政府应根据本辖区的自身情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京津冀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服务业的发展和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利用京津冀地区城市群2003—2014年服务业各部门相关数据进行区位熵指数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分析服务业集聚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以北京、石家庄为核心差异化集聚,并且服务业集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长期内不显著;而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强劲,表明该地区的增长仍处于新旧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     

江苏省工业企业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LMDI指数分解方法,建立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模型,并以江苏省工业企业为例,实证分析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首先,分析生产要素流动对部门资本利用效率、部门资本深化以及部门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其次,分析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最后分析各类型企业的资本利用效应、资本深化效应以及劳动力转移效应对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实证分析表明,加快生产要素转移,既有利于提高各类型企业的资本利用效应与资本深化效应,又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转移效应,从而有利于加快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     

中国省、市、自治区GDP份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本文应用1978～2005年中国各省市区面板数据,对省级区域GDP份额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动态时空模型,建立了多区域经济体的结构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从而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解为相邻效应和整体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宏观经济增长效应还是区域相邻效应,都对中国省、市、自治区经济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对思考中国地区间差距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     

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测度及其非线性经济效应研究

科学准确地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测度与经济效应评估，是防范化解金融体系重大风险的重要前提。本文将TVP-FAVAR模型进一步拓展，加入混合创新因子（MI），并使用新构建MITVP-FAVAR模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动态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基于MI-TVP-FAVAR模型动态测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走势可识别重大风险事件，对现实情况拟合较好；经济收缩时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比经济扩张时期更大；低风险时期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风险时期系统性金融风险则会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应根据经济金融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实行差异化管理手段，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之间的平衡。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增长关系——基于中国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区169个制造业在1999~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和竞争程度等因素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样本范围内,专业化(MAR外部性)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为负,而多样化的产业环境(Jacobs外部性)和竞争(Porter外部性)有利于制造业的增长。在分地区、分产业和分地区分产业的分析中,专业化和多样化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竞争对制造业的增长始终具有显著正面效应。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1997年~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估计

文章运用1997年~2012年中国省际数据,基于MRW模型着重分析了物质资本、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仍为各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各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存在阈值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少数省份已跨越阈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却尚未跨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有待提高;健康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取决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和对物质资本挤出效应之和,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总效应值为负,西部地区总效应值为正。     

河南省旅游产业集群化测度与构建

产业集群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形态,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乃必然趋势。通过对河南省旅游产业集群专业化与关联性的测度,分析了河南省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存在"专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不完善;资源依赖度高、整合效应弱;地区间良性互动较少,未形成竞合意识"等问题,最后,针对此问题提出了河南省旅游产业集群构建"以点带面、形成立体、政府协调"的应对策略。     

物联网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研究

物联网作为新兴经济增长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测度并分析物联网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旨在为正确选择促进物联网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提供依据。本文在借鉴菲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物联网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生产函数模型。同时表明:物联网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的测度值相对较低,我国物联网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物联网对我国经济贡献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较快的增长,物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后劲巨大;物联网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高于非物联网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体现出物联网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明显。     

基于行业分布的我国省域展览业结构分异特征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行业分布视角,通过构建定量测度模型,分析了我国省域层面展览业的部门结构特征及其区域专业化水平。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省域展览业发展呈现规模与结构"错位脱节"状态,省域展览业行业部门分布集中程度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带行业部门结构明显优于东部;全国展览业在不同行业部门的区位熵呈现"农业>服务业>重工业>专项展览>轻工业"的递减规律,省域展览业在不同行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省域展览业地区相对专业化水平差异明显,全国存在三类展览业部门专业化阵容区域。最后从构筑特色展会品牌、延长展览产业发展链条、调控展览业空间布局、提升展览经济内涵质量四方面提出了我国展览业行业部门结构优化的建议。     

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城乡相对贫困指数的测度及变动分解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城乡相对贫困与弱相对贫困指数并进行分解，明确影响城乡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研究方法:将2002～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还原为观察值与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结合测度城乡相对贫困指数，并将测得指数分解为四种效应。研究发现:农村相对贫困指数与弱相对贫困指数均高于城镇，且城乡相对贫困指数有上升趋势，城乡弱相对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分解结果表明，增长效应对城乡相对贫困指数和弱相对贫困指数变动起负向作用，贫困标准效应对城乡两种指数变动起正向作用。分配效应与城乡两种指数的变动一致，人口效应对城镇两种指数变动的作用为正，对农村两种指数变动的作用为负。研究创新:将影响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扩展至人口效应和贫困标准效应，认为影响相对贫困与弱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有增长效应、贫困标准效应、分配效应和人口效应四种。研究价值:为城乡相对贫困的测算与分解提供新的思路，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依据。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国家经贸关系研究

探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对其本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测度其与中国的贸易密集度、HM指数和贸易互补性,分析中国与沿线主要国家经贸发展的现状与潜力。研究发现：在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其进口贸易、出口贸易、总贸易均可诱发该国经济增长,相比而言,对中国出口的诱发效应大于从中国进口的诱发效应;中国与沿线国的人均GDP差距、人口规模、WTO组织变量及经济自由度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正相关,经贸成本与沿线国经济增长负相关;中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的贸易具有较高依赖度和互补性,沿线主要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市场对沿线主要国家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     

出口专业化能否驱动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长三角两省一市1998—2013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探究长三角地区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长三角两省一市出口专业化、水平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垂直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在统计上不显著;随着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消失,在其他影响因素中,相比普通劳动力,人力资本对江浙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显著。与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紧密相关,上海和江苏出口专业化水平较高,且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目前已处于U型关系右侧,浙江的出口专业化水平较低,且与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尚处于U型关系左侧。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与来源分解

运用基于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进行再估算基础上,对改革以来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及来源进行了扩展研究。本文发现：不考虑环境约束会高估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TFP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已由“先减小后增加”转化为“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1990年和2003年是两个拐点;尽管区域间经济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但仍是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区域内经济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已成为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要素投入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其作用在减弱,而TFP在地区经济差距中的作用在增强。     

技术创新领域的选择、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选择正确的技术领域并实现专业化是各地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重要课题。为考察技术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专利数据,构建两种不同领域的技术专业化指标,设计包含交互项的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的技术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溢出效应,为区域技术创新重点领域的选择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技术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受技术创新能力高低的影响,在一定的创新能力条件下,专业化于自身优势产业所对应的技术领域对经济的正向作用会被削弱,而专业化于具有高技术机会的技术领域对经济的正向作用会被更有效地发挥,因此不同的创新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技术专业化模式。此外,高机会技术领域的专业化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