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人口红利黄金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讨论和关注。本文以第六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数据为基础,研究临沂市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探寻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对策和建议。     

广西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研究

广西人口红利期与全国比较,具有开启时间晚、潜在人口红利理论值小、持续时间短的特征。虽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西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确实使经济增长收获了一定的人口红利,但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面临的供求失衡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广西还剩下不到3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为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努力将潜在的人口转变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     

人口红利

一、人口红利内涵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口红利进行了新的定义，分析了我国目前人口结构现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进一步加剧。提出了了人口红利产生的条件：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和人口迁移，充分利用这两个因素，使得人口红利达到最太化。     

诱致性变迁视角的我国人口转型特征与经济失衡矫正

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解读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认为"人口红利"型国家往往引发贸易盈余,"人口负债"型国家多数对应着贸易赤字;人口结构所引起的经济失衡是不同国家、不同代际之间相互调配资源的产物,它使得资源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得以优化配置,是经济效率的一种体现;由于人口年龄结构长期中收敛于稳态,因而一国不可能永久性地陷入失衡。此外,针对我国人口老年化以及刘易斯拐点的逼近,应从人口出生率、人口退休年龄、国际移民政策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平滑人口年龄结构,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由"竞次"向"竞优"转型。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享受多久

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形成取决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人口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背景条件,劳动人口多并不等于人口红利。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使劳动力有机会和资本结合;二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存在一个强大的后备军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没有这个后备军,经济就会进入均衡状态,人口红利将消失。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做了扩展。指出人口结构转变可能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进一步对第二人口红利问题加以讨论，认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还有可深入研究的意义。     

掘金二次人口红利

必须把握转型节点,将单纯的人口增长红利转换成人力资本红利、人口流迁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湖南省各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湖南省人口的转变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口红利期。通过引入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变动对储蓄的影响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形势下,提出了如何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与老龄化

人口转变要经历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和高老年抚养比三个阶段,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红利和老龄化。人口红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如第一人口红利与第二人口红利、相对人口红利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使中国的老龄化发展既沿袭传统,又具有中国特色。     

“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红利”一经提出，就质疑声不断，作者认为不能用简单的人口总抚养比来解释复杂的人口与经济关系，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其无法论述人口对经济影响细节，无法解释我国经济的涨落和突变，在中国无具体的人或单位收获人口红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多年探索和研究的重要结果，而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本身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     

人口红利贡献被高估了吗?——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的研究

人口红利下降被认为是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劳动投入不仅包含劳动数量,还包含劳动质量,分别对应于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由于在测量上忽视了高速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影响,在机制上忽视了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分布趋同的叠加影响,容易造成人口红利贡献高估且人口资本贡献低估。文章从人口迁移视角出发,参考拉姆齐无限期界模型建立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将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纳入分析,得出转换效应、迁移效应和共振效应,阐明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趋同的微观机制,得到检验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致性框架。以2013-2016年272个样本城市进行计量检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和内生性检验表明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弹性排序不确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超过人口红利,分组检验进一步证实人力资本贡献超过人口红利,且存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共振效应。结论表明,若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则人口红利的贡献确实被高估,而人力资本的贡献被低估。由此得出政策建议,应持续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构筑劳动质量替代劳动数量的机制,以更好地应对新常态下人口...     

论“人口红利”衰退及其效应最大化

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但2010年比以往更加突出的用工荒现象却使得专家们纷纷发出“刘易斯拐点”的警告，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我国“人口红利”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给社会经济发展既带来机遇又增加挑战，我们应采取调整人口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城乡一体化等措施来积极应对，实现“人口红利”效益最大化。     

辽宁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采取促进就业，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堆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家庭内部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消费支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当前我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从消费支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3个维度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少儿人口比对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老年人口比却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率。这一结论经过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少儿人口比和老年人口比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作用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第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农村家庭、西部地区家庭、低收入组家庭及健康状况较好家庭的老年人口比的上升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少儿人口比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家庭、中部地区家庭、中高收入组家庭及低教育程度家庭中是显著的。本文的结论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为扩大居民消费的路径提供了研究依据,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

现代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表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的转变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我国长期依赖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时刻,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源泉及其作用机制就变成一个重要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该文从新型人口红利的视角探寻其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内涵、动力与作用机制.     

如何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

人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说：“1982年～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到了26．8％。换言之，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最充分供给状态，使“中国制造”保持了长期的成本优势。     

论我国未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对我国未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预测研究表明:无论哪种假设方案,前50年人口总量都比较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都要增加;后50年年龄结构进入"负利"阶段,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负面作用;中间40年老年人口数量巨大,老年人口问题最为突出。论文以静止人口模型指标值为标准,精确给出我国人口"红利"起止时间,未来人口"负利"发生时间,以及老年比偏低和偏高的时间,并对这些人口年龄结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指出,如果前50年维持中方案水平,后50年再将总和生育率逐渐升至更替水平,则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小幅度不大,总抚养比升高程度可以接受,老年比不至于过高,有利于形成12亿人左右的适度人口规模,因此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人口发展方向。未来人口发展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如人口发展加重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育水平长期超低、空巢老人规模过大、农村鳏夫大量增多、农民工过度流动等,都会导致群体安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论文建议要进一步加大保护资源环境的力度、大力建设节约型社会、高度重视人口安全问题,以及尽早研究制定新人口政策,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中的某一阶段出现充足供给劳动力和高储蓄率给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人口红利之后将面临高老年人口比所导致的人口负债。本文在理论层面讨论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和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期之后必须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研究了中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潜在贡献的现实困境,给出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理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