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持有与居民收入阶层变化密切相关,家庭个体特征、教育与金融素养、信息获得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但近年来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变化是数字金融的发展,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投资体验不断提高,居民随时随地即可完成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从金融供给侧角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影响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并提高了风险资产投资占比,其中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大,发挥了普惠金融的作用。     

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分析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结构正向激励居民家庭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单人家庭、夫妻家庭则呈现抑制效应。数字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对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促进作用,且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抑制了单人家庭和夫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家庭结构可以通过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种中介变量影响资产配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树立理性的风险态度,以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实现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改善了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对于全面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利用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其三个二级指标均能够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并可通过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实现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东中部地区与高收入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优化作用更强。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数字金融、金融素养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金融的不同维度展开分析,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有积极作用,其中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够影响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但其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深度的正向影响较大,而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广度的积极效应更强,并且对于青年户主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从中介机制分析的结果来看,数字金融可通过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来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加强个人隐私数据保护、培育正确投资理财意识、努力提升数字金融素养等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年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十分显著;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程度极低,并已成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最突出的问题;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在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提高我国居民家庭对金融素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提升家庭金融福利具有一定的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逐渐走进居民家庭。基于此,文章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和收入水平、家庭消费性支出两条链式中介路径正向促进家庭投资多样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刺激消费性支出,优化互联网投资渠道并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金融素养、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与家庭消费

基于金融资产配置效率视角,本文探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升能够促进家庭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对于城镇家庭或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素养的提升仅对于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总之,本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优化金融资产配置、促进家庭消费扩容和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住房资产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向住房资产金融产品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型金融产品,呈现出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趋势。本文使用probit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采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问卷调查微观数据(CHFS)对住房资产价值细化,从住房增值、住房贷款和住房总值三个方面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进入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住房总值和住房增值对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贷款对其具有正向影响。(2)住房贷款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负向影响,住房增值和住房总值对其有正向影响。(3)幸福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住房增值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安全感在居民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和住房贷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未来预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与居民家庭是否拥有住房贷款中存在调节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金融市场和优化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vestment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stock investments in China using nationwide data from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Individual Investor Survey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of China. We show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stock investments, primarily by reducing investors' perceived transaction costs and mitigating investors' limited attention. It also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among investors with lower convent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lower financial literacy, below 45 years old, shorter investment experience and females. We recommend the continued promo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to optimise asset allocation in Chinese households.     

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通过金融深化增加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让金融为广大农村家庭服务,改善其资源配置,解决农村金融抑制.本文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分为安全型和风险型,以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和比较.模型结果验证了财富效应假设、人力资本假设在东西部存在不同的影响结果,但资产回报率越高则农村家庭参与度越高在东西部的影响都非常显著,此外,家庭控制变量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有不同的表现.     

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当增强社会互动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增加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优化资产的配置效率。但当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的社会互动则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市场,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以及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家庭需要建立适度而高质量的社会互动,这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并降低家庭脆弱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及脆弱性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微观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多维“鸿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使用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水平、降低脆弱性。微观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家庭金融可得性和使用性,并促进潜在投资行为和就业创业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虽然体现了普惠特征,但并未明显打破空间限制,对城镇等发达地区及具有数字设备、受过金融教育等家庭的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展现出更强的作用;对贫困户、无数字设备等家庭的相对收入作用不显著,充分体现了破除多维“鸿沟”的紧迫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家庭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文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文化上市企业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我国文化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文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提升文化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促进作用可以通过驱动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此外,数字金融还因企业基本特征、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市场竞争程度而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价值发现功能和技术服务优势,为新发展阶段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注入新的动能。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risky asset holdings: Australian evidence on background risk and other factors

We study the portfolio allocation decisions of Australian households using the relatively new 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 (HILDA) Survey. We focus on household allocations to risky financial assets. Our empirical analysis considers a range of hypothesised determinants of these allocations. We find background risk factors posed by labor income uncertainty and health risk are important. Credit constraints and observed risk preferences play the expected role. A positive age gradient is identified for risky asset holdings and home-ownership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risky asset holdings. A unifying theme for many of our empirical findings i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financial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in determining risky asset holdings. Many non-stockholding households appear to lack the experience and financial literacy that might enable them to benefit from direct investment in stocks.     

私人信息、公开信息与中国的金融市场参与

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家庭对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是制约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15年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未能参与金融市场。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了私人信息和公开信息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影响差异。基于2015年CGSS数据集的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拥有金融市场私人信息或者能够充分获取公开信息都会显著提升其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家庭获取公开信息的渠道越广泛,经由各种渠道获取的公开信息越多,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就越高。总体而言,充分获取公开信息比拥有私人信息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更大,这是源于个体对两种信息质量预期的不同。公开信息具有比私人信息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和更强的可验证性,这提升了家庭对公开信息质量的预期,为其提供了参与金融市场的更大激励。对中国而言,改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以及政策承诺的可信性有助于提升家庭对公开信息质量的预期,从而鼓励家庭参与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