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宗睦族氛围下的近代徽州族田分布——以绩溪县为中心的考察

土改调查的大量统计资料显示,近代绩溪族田的分布呈现普遍、高水平不均衡的态势,这基本反映了整个徽州的状况。宗族为了建立稳定秩序,开展规模大、程序多的敬宗睦族活动对族田的需求,是产生这一态势的根本动力,而宗族分布的差异以及族田来源渠道的不同,是造成族田分布不均衡的直接原因。     

论明清南方租佃制的特殊性

明清时期，我国南方在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并由此而引起其生产关系的某些变更：首先，在契约制的基础上较为普遍地产生了定额地租制。其次，以额税制为起点，较为广泛地实行了永佃制。永佃制是一种佃农意志的体现；是江南耕作经济持续向前的一条杠杆。广大佃农往往利用额租制和永佃制（包括一田二主和一田三主制）抵御田主的额外剥削，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利用永佃制，努力改良农田，继续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地提高土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增加其经济效益。     

台湾农地改革对大陆的有益启示

<正>台湾农地改革的基本概况台湾农地制度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任务和相关改革措施,主要集中解决当时农业发展存在的一些弊端和问题。每个阶段不是接续的。第一个阶段(1949-1953年),针对富者田园百亩、贫者无立锥之地、佃农受到地主盘剥的社会状况,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推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保证农地农有农用,使得无地农民和租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满足了广大     

马歇尔分成租佃制真的导致土地资源利用“无效率”——基于20世纪30年代卜凯农家调查资料的检验

由分成租佃制导致土地产出减少的"马歇尔无效率"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许多实证研究尝试通过土地产出率、劳动—土地比率以及地租等对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进行检验,但这些都无法体现经济学理论中资源利用遵循边际均等法则。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关于分成租佃制理论的系统梳理,基于佃农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对佃农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结合20世纪30年代卜凯农家调查资料,实证检验了分成租佃制下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在土地同质的条件下,分成佃农、定额佃农和自耕农的土地边际生产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成租佃制下土地资源利用是有效率的。(2)土地边际生产力的相对差异,一方面导致土地租佃比率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通过租佃制度进行灵活的规模调整,从而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     

家庭农场佃农化:经营困境、形成机理与破解思路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家庭农场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但是,经营权流转对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值得探究。本文梳理了家庭农场孕育和成长的缘起,家庭农场与小农户之间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租佃关系,其从发展之初就带有佃农化的基因。利用统计资料与实际调研两个层面的数据,分析家庭农场佃农化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并从理论层面剖析家庭农场佃农化形成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佃农化的家庭农场陷入经营权交易难度高且不稳定和土地租金成本过高的经营困境,衍生诸如土地经营的非粮化倾向增加、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成倍提高以及农田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等方面的负面效应。家庭农场佃农化正是土地承包权固化的结果,而地租水平的快速增长,迫使土地承包权的财产属性显化,加剧承包权凝固的状态。为此,文中提出探索适应现实需求的土地承包权退出政策管理,以期增强家庭农场土地产权稳定性,进而破解家庭农场佃农化现象所引发的问题。     

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推行得到了当地宗族组织的支持与配合。徽州宗族推行保甲的举措主要包括:(一)在族内实行门房支派、家户、家丁等不同层级的轮流承管制度,以分担保甲之役;(二)通过摊派或鼓励捐助等方式在族内设立保甲银等固定基金,对承充保甲之役人员实行津贴制,以确保保甲之役的顺利完成;(三)针对一些族人经商外地,难以及时承充保甲之役,在族内实行雇役制,商人则需承担相应的费用;(四)异姓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主要根据各自的人口、钱粮等实力因素,实行朋充或轮充制,以分担保甲之役。徽州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的合作,有较为细致明确的分工,灵活而富有弹性。由于保甲制的推行和保甲组织的运作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官方背景,因而,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保甲之间的良性互动,实质上是徽州族权与封建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区及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对宗族社区及族内赌博、溺女、假命图赖、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控制,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积极控制社会问题的主观努力,对于遏制或解决这一时期徽州境内社会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从而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代永佃权性质重探

清代永佃制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永佃权作为长久使用权出现的同时,又以一部分所有权的身份存在于世,它是对田主土地产权的分割。它是佃农通过与田主协议的形式或斗争的手段而获取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权益———既可长久使用,又与田主共同占有了所耕作的租田。从这个意义上讲,永佃农民与出租土地者是具有同等资格的两个田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业中的永佃权最早产生于北宋淳化年间①,到明清时代,盛行于南方各省,在我国的租佃史上,产生过很大的经济影响和作用。此制的基本内容是:佃户长久承租一主之田,田主不得增租夺…     

东亚农地制度改革

第一阶段:以“均田制”为核心的土改运动,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确立自耕农制度,鼓励或强制实行土地的小规模家庭占有和经营,保证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结合。40—50年代前,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被迫成为佃农,地主利用对土地的占有权收取高额地租。这种土地占有制度阻碍着农业的发展,给地少人多的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危胁。于是,一场旨在消灭封建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自耕农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相继展开,并迅速达到预期目标。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重庆市三峡库区未利用的土地资源及其开发模式

对重庆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区的区域范围及未利用土地资源构成进行了分析;在总结了主要未利用土地类型的土地质量和开发潜力的基础上,阐述了未利用土地资源的开发原则;针对田土坎、河滩地、荒草地等主要未利用土地类型,提出了包括土地整理、复垦、复合生态系统建设等多种开发利用模式。     

台湾“小地主大佃农”政策解析

<正>为解决农村生产中面临的农户平均耕地规模较小、农业人口老龄化严重、家庭经营缺乏效率、生产成本偏高,土地长期休耕等突出问题,台湾地区于2009年5月27日正式推行"小地主大佃农"政策,鼓励无力或无意耕种的农民或地主出租农地,并辅导大佃农长期承租扩大经营规模,以期实现"建立老农退休机制,调整农民劳动结构"和"推动农业经营企业化,提升农业竞争力"的目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览（四）

正孟加拉国浮田农业系统2015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属于季风性热带草原气候,每年雨季近4个月。当地农户为适应洪水与长期雨季气候,采用科学方法在浮动于水上的土地上种植粮食和蔬菜,建立了农业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和土地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成功模式。三百多年来,浮田农业系统实现了经济利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因此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农业种植方式。孟加拉国的浮田不同于我国江苏兴化的垛田和墨西哥的架田系统,它是可以"拉回家"的浮田。农民把水生葫芦等植物砍下来铺在水面上,层层累积,待10天之后即可在其上种植蔬菜等植物。进入冬季后,又会把这些浮田分解,作为肥料施于普通田地之上。因建造浮田不受固有土地面积限制,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且促进     

清代棚民的置产与入籍——基于徽州周家源文书的考察

周家源杨氏家族文书记录了19世纪棚民在徽州置买土地并定居的过程。1805年开始，杨氏棚民先与其他棚民合伙购买土地，后逐渐单独大量购置周家源山场，用于造屋、下葬及山林经营，成立了独立的纳粮户头。他们还被编入歙县的保甲体系之中。1834年分家以后，杨氏家族向周边继续扩大购地规模，增加山林经营的投入，并在休宁县开立图甲税户完纳钱粮。在传统徽州宗族村落之外寻求新的聚落空间，买地置产，加入各类户籍，都是棚民在徽州得以定居的重要契机。     

徽州土地契约文书词汇的特点及价值——以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为例

徽州土地契约文书词汇的主要特点是含有许多反映明清时期徽州人生产生活的特色词语。同时,文书中也出现了一批新的量词及模式化词语。学界相关研究较少。文章通过对文书词汇特点的描摹旨在揭示其在汉语词汇史中的价值。     

近代苏北沿海的“走脚田”与“农民农”研究

近代实业家张謇开启了苏北沿海"废灶兴垦"热潮。数十万的苏北农民到盐垦公司种棉花,从事的仍是农业生产,可称为"农民农",有别于"农民工"。"走脚田"则是当时垦户对公司土地的俗称。"走脚田"的路径受制于"农民农"的构成;"走脚田"的收益制约了"农民农"的规模;而"走脚田"的风险又导致了"农民农"的分化。因此,揭示"走脚田"与"农民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近代苏北沿海开发的动态过程。     

试论宋代江南水利田的开发和地主所有制的特点

在宋代的江南，水利田的大规模开发和土地的高度集中是引人注目的二大重要历史现象。本文依据大量翔实的史料，主要以太湖平原和丹阳湖平原为例，探讨、分析了水利田开发和土地集中的关系。文章指出：水利田的大规模开发不仅使南宋时江南的大部分土地落入地主之手，而且使水利田（尤其是地势低下的水利田）密集之地土地集中的程度显然高于其他地区。上述地主所有制的特点使江南水利田密集之地成为南宋地主势力最强大的地区。     

清代江南农村经济发展释例

本文以松江府为例，探讨清代江南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种棉织布的兴起，清代前期松江府农民的商品性生产总值超过了自给性生产总值，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总值与农业生产总值大体相当。加以佃农耕地面积减少，地租负担减轻，并通过占有田面权与地主分享土地所有权，以及出现佃农中农化倾向，从而使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经济关系日渐减弱。同时，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米麦花三棉丝质当的兴起，佃农与商人间的经济关系则日益紧密。农村经济关系，已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主，转向以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主。这种深刻的经济变动，是市场配置资源、资源效益优化的结果。     

经济和文化双重变奏下的近代皖西族田——以舒城族田研究为中心

本文首次利用舒城县土改调查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位于皖西大别山地区的舒城县的族田分布及其成因作了初步研究,揭示了该县族田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由西南山区到东北圩区东部的“凹”型分布格局,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均衡发展、经济发展的普遍落后以及军阀官僚的经济外援从族田的不同来源上头同起作用的蛄果。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化及其土地市场影响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城市住房价格空间分化的新趋势、新格局与新特征,并定量探索土地市场因素对其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方法:PDI分化指数分析、GIS空间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研究结果:中国城市住宅价格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化现象,分化的主方向是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等级性分化;住宅价格的空间差异格局呈现出行政等级性差异增强,空间集聚性分异减弱的新格局与新特征;土地市场包括的土地供给和土地成本因素同时决定了中国城市间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化,其中土地供给对三线城市的的影响更为显著;土地市场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影响程度各异,整体来看,对一线城市房价增长的驱动最为明显。研究结论:2009年以来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化显著增强,并与土地市场因素密切相关,土地供给是核心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