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美中贸易逆差有明显的扩大效应.成本导向型的美国直接投资扩大了中方对美国的出口;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又缩小了美国对华的出口;同时,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顺差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因此,适当调整我国的外资政策对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不断发展,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同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趋严重,即中国顺差不断扩大,并且双方摩擦也越来越多。本文首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经典的反比较优势之谜这一问题做出介绍,反比较优势的阐释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接着,通过介绍几种对外贸易中的经济效应,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进行了更深的经济学解释。其次,从中美贸易不平衡两个解释角度进行了介绍:美对华直接投资和垂直专业化。最后,是几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关系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延伸,国际分工的加速发展以及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美双边贸易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长,而伴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本文从投资与贸易关系的角度出发,通过计量分析表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确实促进了中国对美的出口及中美贸易差额的扩大。在全球化视野下中美贸易差额其实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短期内无法消除。但是,中美贸易差额的持续扩大不仅加剧了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而且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这些都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对美贸易依存度高的中国产生的消极影响会更大,因此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基于1991～2012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美国是中国重要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伙伴,研究其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系对于处理中美投资合作与双边贸易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选取了1991~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是一种正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均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产生创造效应。     

浅谈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

中美建交将近四十年以来,双方经济贸易交流程度日益加深。截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并且两国的贸易失衡愈演愈烈。本文从中国汇率变动角度说明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并不是人民币币值的低估造成的,同时从要素禀赋论、恩格尔系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等方面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给出了解释。     

中美贸易失衡的成因研究

随着中美两国贸易额的增长,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也日益突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自形成以来影响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引起了两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东亚产生结构调整;中美两国宏观经济状况不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未能很好统计;美国对华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等。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

中美建交以来,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和中美双边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中美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本文通过对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这两者均表现出鲜明的行业特点。同时,美在华直接投资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两种方式影响中美双边贸易,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适当调整中国的外资政策有利于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减少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对策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贸易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各国政府能够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实现相对平衡。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较高,其基本特征是: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顺差。在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快速变革的过程中,过时的国际货物贸易统计体系放大了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不平衡。为了减少中国对美顺差和美国对华逆差,中国能够做的工作是:适当减少出口,合理增加进口,促进进出口均衡协调增长;美国应当做的工作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美元发行,控制政府和居民的过度消费,提高国民储蓄率,抑制过度进口,全面放宽甚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放开对华出口市场,增加对华出口。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FDI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角度,通过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了FDI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研究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规模、结构及其产生的贸易效应等都是形成美中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统计误差则放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在实证检验中,本文采取对全样本(1985-2007)和子样本(2003:1-2008:1)分别进行回归并加以比较的分析方法,找出了结构突变的原因。实证检验的结果和理论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国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相互影响。     

资本流动下的中美经贸关系

本文以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为例,研究了资本流动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中国出口的产品构成上得到体现。在中国的美跨国公司,形成了产业链上的垂直分工现象,进一步扩大了中美贸易的逆差,致使中美摩擦愈加严重。资关对外     

珠江三角洲与加拿大经贸合作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拿大是世界七大工业强国之一.自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两国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发展,已从单一的商品贸易发展到全方位、跨领域、多元化的经济技术合作,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流动日益频繁.目前,加拿大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已成为加拿大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加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促进两国各自经济的整体进步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韩国对中国贸易竞争力变化研究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和第一大顺差来源国,韩国则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两国贸易结构和竞争力以及国际市场地位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并带来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深入研究中韩两国之间贸易结构的变化及竞争力状况,对两国贸易关系予以展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国际传导机制分析

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经济波动必然会对其它国家产生影响。利用1999—200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及H—P滤波分析法,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对中美经济波动经过半年的传导时滞后,会有明显的传导作用,并且大约持续一年半左右,之后的传导作用并不明显;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对中美经济波动的传导作用会有一年的传导时滞,之后会有为期半年的传导作用,但其传导作用明显低于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传导作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中美经济波动的传导作用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不显著。     

中欧之间贸易顺差、摩擦与利益博弈

2004年以来,欧盟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伴随着贸易额的不断扩大,贸易摩擦相应增加,而贸易顺差成为了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事实上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既是中国与欧盟新老成员之间产业结构的一种碰撞,又是欧盟内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一种利益冲突。透视中欧之间贸易顺差可以得出,顺差是中欧双方贸易摩擦的导火索,其背后是政治经济的利益博弈。     

基于欧盟板块经济特征的中欧贸易摩擦分析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又是我国出口贸易三个主要的区域市场之一欧洲市场的主体。当前,美国经济减缓,日本经济下滑,我国与欧盟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欧盟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同时两个经济体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鉴于欧盟经济非单一的国别经济,本文试将欧盟分成若干经济板块,联系各个板块的特点分析中欧贸易摩擦状况,进一步探究目前贸易摩擦频发的经济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化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日益发展。它作为外资企业谋求经济利益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与贸易并行的国际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以中国、巴基斯坦及日本为例,利用宏观经济数据,用计量经济模型,定量比较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人力资本等因素促进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效果不同。     

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isation has l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growth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globally. Over the last decade 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recipient of FDI whilst simultaneously increasing its outward FDI dramatically. The growth in China's outward FDI has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mainstream research publications.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driving this growth from both economic and strategic backgrounds. The paper employs panel data analysis covering the period 2003–2009 where we quantify the main drivers of China's outward FDI across a range of variables including bi lateral and multi lateral trade, market size, GDP growth, openness and resource endowment.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战略选择——基于资源观的研究

2005年1月配额取消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应如何调整自身战略以适应新的挑战已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之一。传统的国际化战略多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之上,但当前其假设和环境条件都已发生变化,本文以资源观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我国纺织企业优势资源的识别,建立在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战略模型,从而为提升我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有意义的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与策略

近几年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我国还不是贸易强国。长期以来,我国外贸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方式日益显现出其不可持续性。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关键在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文章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