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流域的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机制改革——以长江经济带为分析对象

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是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保护工程的重心之一。由于横向管理职权划分不清、纵向末端监管缺位,生态补偿制度缺位、罚则设计不当以及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漏洞丛生等诸多原因,导致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污染呈现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由局部性污染转向普遍性污染、由单一型城市污染转向城市农村复合型污染以及工农业点源、面源污染成为主要污染源。破解当前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监管困境应当借助创新管理体制、厘清横纵关系,健全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制度、增加违法成本和完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等多项措施协同展开。     

杭州湾海域水污染演变及污染源分析

以杭州湾海域水环境调查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杭州湾海域水污染演变及污染源情况。杭州湾海域常年以劣四类海水为主,水质状况极差,部分指标仍有恶化趋势。其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浓度波动较大,但不是杭州湾水污染的主要威胁。从海域污染源来看,从富春江电站上游区域汇入的污染物占比最多;其次是杭州湾沿岸支流河道汇入的污染物;再次是从排海污水处理厂纳入的污染物。     

杭州湾水污染特征、原因及防治对策

杭州湾水污染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为:水环境质量多年甚差,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近岸海水污染重于离岸,内湾污染重于外湾;全国主要海湾河口生态系统横向比较,杭州湾位居最差之列.其水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特殊的地形水文是自然原因,两岸陆源污染加剧是主要原因,海洋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缺陷是关键原因.加强防治应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实施基于环境容量的总量控制制度,二是完善源头减排管理制度,三是健全末端治理监管制度,四是探索海湾水环境治理区域合作制度.     

长三角海湾河口水环境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分析了我国长三角地区的杭州湾、长江口两个典型海域的污染问题,认为现阶段长三角海湾河口水环境还存在多头管理且缺乏综合协调的管理机构、执法部门间的利益博弈加剧、基层政府海洋水环境管理组织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来自于管理体制的分散性、法规职责界定的模糊性和利益因素的驱动性三个方面。改善长三角海湾河口水环境的对策是组建长三角海湾河口水环境管理委员会、江、浙、沪各自组建水环境管理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水环境联合执法监督机制、建立区域水环境保护行政领导责任制。     

磁湖富营养化评价

利用磁湖水质1995年-2002年监测数据，根据湖泊富营养化评价方法及分级技术规定，对磁湖水质富营养化的几项主要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磁湖水体已经处于中度富营养化级别。磁湖主要污染物为总磷、总氮、氨氮等，超过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属V类水质。造成磁湖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有：工业和生活废水污染、地表径流污染和养殖业污染。     

从危机到商机中国环保产业链日渐壮大

环境污染让淮河这条承载了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第三大河流,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沿岸城市为发展经济,对淮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超过50%,远远高于国际上内陆河合理开发利用程度30%的平均水平。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农村面源污染和     

构建江海共治的水环境治理区域合作机制探讨

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是流域源头地区生态性贫困与河口贫困性生态并存、跨界水污染严重、江海水环境分治,暴露出缺乏区域合作的江海分治制度的局限性:在部署流域水污染防治时,往往忽视起决定作用的海湾河口水环境容量;在部署海湾河口水环境治理时,往往由于区域限制而力不从心;水环境治理中容易诱发相关区域多种形式的非合作排污博弈。因此,必须坚持江海水环境治理一体化理念,构建长三角跨省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创建三位一体的江海水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即区域入江入海污染物通量监测机制、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和泛流域水质交易机制。     

磁湖水质变化情况调查分析

为了解磁湖水质的变化情况,对2010年和2014年春季其水质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该水体酸化程度加重,湖心水域已达重富营养水平;通过磁湖环境整治对水体中藻类生长产生抑制作用,使水体透明度增加,水质趋于改善;周边的餐饮点排污仍造成局部水域污染。     

杭州湾交通通道建设与沿岸诸地区工业结构调整

该文通过理论推导，探讨了交通条件变化后，在单纯市场力作用情况下。利用劳动生产率指标和区位熵指标分析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合理性，并以上述指标实证分析了杭州湾交通通道建设之后沿岸四个地区间工业结构的调整方向。     

面向循环经济的污染税构建思考

本文基于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比较了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与污染税，给出了开征污染税的目标和具体思路，认为可以对废水、废气、废渣和噪音开征污染税，并对各税目的税率和征收范围、计税依据、征收管理等设计作了探讨。     

污染控制的两种主要经济手段的对比

基于外部性理论而制定的排污收费和基于科斯定理而制定的排污权交易都是污染控制的主要经济手段 ,它们都充分利用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 ,都是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有效工具。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 ,使得排污收费的实际应用受到限制 ,仅在对付大区域的污染问题方面更为有效 ,而排污权交易对解决地区性的污染问题要更为有利。     

排污许可权交易的研究

对环境的管理和保护，其出发点应该是事前的管理，即在行为主体未进行排污前就有一个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及排污许可权正是这么一种管理环境的方法。排污许可权可进行交易，促使行为主体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削减污染排放物，也可为一个地区内一时没有排污许可证的行为主体适度发展生产提供了可能，有利于经济建设和环境管理、保护的协调     

赤水河九仓—中华段污染负荷及水环境容量分析

通过调查赤水河九仓—中华段各污染源,以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为污染负荷指标,分析了赤水河九仓—中华段污染负荷现状,确定了主要污染源。在此基础上,选择NH3-N和COD为计算因子,利用一维水质模型测算出赤水河九仓—中华段水环境容量,COD:133.5 t/a,NH3-N:18.75 t/a。结果表明,各水平年COD和NH3-N都没有环境容量,主要是因为沿岸乡镇居民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白酒企业废水也未达标排放。因此,必须加快各乡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并使污水达标排放;加强酒厂废水达标治理,确保国酒特殊水源的水质满足生产要求。     

赤水河九仓—中华段污染负荷及水环境容量分析

通过调查赤水河九仓—中华段各污染源,以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为污染负荷指标,分析了赤水河九仓—中华段污染负荷现状,确定了主要污染源。在此基础上,选择NH3-N和COD为计算因子,利用一维水质模型测算出赤水河九仓—中华段水环境容量,COD:133.5 t/a,NH3-N:18.75 t/a。结果表明,各水平年COD和NH3-N都没有环境容量,主要是因为沿岸乡镇居民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白酒企业废水也未达标排放。因此,必须加快各乡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并使污水达标排放;加强酒厂废水达标治理,确保国酒特殊水源的水质满足生产要求。     

模糊综合指数法评价巢湖原水水质及其应用研究

准确评价巢湖原水水质等级，可为防治巢湖水污染提供科学依据。为合理确定水样各评价指数的权重，提高水样水质等级的计算精度，提出了模糊综合指数法(FCIM)。结果表明，用FCIM评价巢湖原水水质中主要污染的结果合理、精度高。FCIM的特点是简便、有效、直观和通用。它可与水质在线仪表联用，用于实时监控湖泊水质。     

重庆在三大地域单元城镇化水平比较

从非农业人口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比较，在四大直辖市中、长江沿岸经济带四大城市中、西部地区三大城市中，重庆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处于较低水平，且城镇化速度缓慢。重庆应进一步促进大中城市的健康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从而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     

中国内河港口效率、影响因素及时空演化分析——基于长江沿岸港口群的视角

选取长江沿岸17个内河港口为例,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外生性影响因素联合估算2012—2017年港口效率,使用收敛性分析工具研究港口效率趋同和发散情况。结果表明：长江沿岸港口整体平均效率偏低。其中,重庆及下游的江苏区内港口效率较高;安徽境内港口效率不高,存在“塌陷”现象。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产值占比对港口效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万吨级码头数量及进出口贸易增加则不会促进港口效率提升;长江沿岸港口效率收敛性较弱,各地区港口发展不均衡。     

磁湖水体营养特征调查与分析

通过调查磁湖沿岸污染物排放情况及水质监测,对水体营养特征进行分析,为以后制定磁湖的治理措施提供依据。结果表明:水体氮污染严重,已达到富营养化状态;有机废水排放和近岸农田径流造成水体进一步酸化;近岸植被有效降低了近岸水体的TP水平,但不能遏制水体酸化;湖心区出现底泥中污染物释放而使水质下降的现象。磁湖后期治理的重点应放在控制水体酸化问题上。     

水资源危机及其对策──以石家庄地区为例

本文主要以石家庄地区为例，阐述了目前我国水资源利用及污染现状。分析并指出水资源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并从开发利用技术、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水的宏砚控制，及从污染水体资源化、深化水质改革和城镇生活用水节水措施等方面说明如何合理开发使用水资源的对策方案。     

加强环境保护的税收对策

数据显示，水环境的污染、大气污染、城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使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刻不容缓。因此应开征污染税，加强环境保护，具体措施有；征收排污税；征收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服务间接税；保护生态环境的减税和补偿措施；根据环境标准采用税收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