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改革的成败与影响

说到经济改革，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实践。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中国走上了渐进式改革之路；相反，俄罗斯走的却是激进改革之路。从两国改革至今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渐进改革之路较之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之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俄罗斯经过改革的阵痛，刚开始走上复兴之路。因此，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之路应该学习中国的先进经验，而不宜走俄罗斯的道路。     

政府改革是关键

26年的改革，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甚至创造了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然而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诸如社会公正、收入差距、腐败等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像毒瘤一样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大面积蔓延。难道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错了吗?作为改革年，2005年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和谐发展的再思考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决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然而，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颇令人忧虑的新问题新情况，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等等。于是有人惊呼“道德滑坡”，有人则说，这是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二律背反”。     

中国经济转型的“他山之石”

中国经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谁在推高中国房价？股市还有希望吗？改革何去何从？徐瑾在《中国经济怎么了》列举了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经济转型”无疑是现在的焦点问题，笔者梳理了论述现代国家经济转型的一些书籍，力图为关注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读者提供借鉴。如徐瑾所说，     

经济发展谨防过热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有利于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结构与效率、计划与市场的均衡，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即谨防过热。     

樊纲、刘伟：未来30年中国仍将快速增长

30年前，改革的决策者毅然打破了中华大地持续了太久的封闭“平衡”状态，在改革的共识下．各种社会力量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能量。而中国式改革与世界经济潮流的良性互动更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崭新的元素。3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更多的“失衡性”问题，中国经济的参与者都在思考着如何重新凝聚力量，破解中国经济长久繁荣的历史性课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为我们勾勒下一个30年的繁荣图景。     

中国经济进入常规增长时代

中国在改革期间持续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中国奇迹”。创造这个奇迹主要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一些特殊的因素，例如，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低估的要素价格和“人口红利”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现在，这些因素已经或者即将开始消失，这将推动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重要转型：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增长。     

能源价格调整机会来临

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使得中国经济今年所面临的复杂性有所增加，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部分经济政策和改革举措为奥运会让路。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过去延缓出台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将会重新启动，甚至密集出台。 能源价格就是其中亟待改革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人为维持了一个较低的能源价格。中国政府并非不了解价格改革的必要性，但苦于国内通胀压力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     

企业会计改革评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会计的改革与发展始终与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企业会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会计的改革与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国企业会计改革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而逐步深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趋同国际化。     

中国农业经济市场化研究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经过二十几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是从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国民经济市场化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渐完成。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     

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曹远征破解金融改革敏感话题

从扎根西北地区十几年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到成为很多转型经济国家的政府顾问，再到中银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曹远征传奇般的经历，让他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国际比较，有了令人信服的学者观点。     

经济转型对我国就业的制肘

我国现阶段失业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与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征密切相关。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把市场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劳动就业体制的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都对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产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影响。     

告示

首席中国经济师龚方雄认为，全球经济的风险、人民币改革和银行体系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表现的三大风险因素。龚方雄说，全球经济的风险主要来自美国经济2006年的走势问题。尤其在高油价和全球利息上升阶段的情况下，美国能不能承担这种双重压力，全球市场经济的环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龚方雄说，另一方面是人民币改革问题。与采取加息的方式相比，改革汇率体制，让人民币升值，同时保持国内的低息环境以促进消费减少储蓄，这是一个最佳组合，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李稻葵：未来两三年经济增速将放缓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近日表示，新一轮改革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将是全面改革，就经济领域而言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和放开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值得期待。此外，他预测，未来两三年宏观经济增速将放缓。     

全球经济局势变化下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

一、金融改革面临的全球经济局势变化 21世纪特别是近三四年，中国的金融改革面临的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格局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与影响，发生了微妙变化．具体概括有三个方面：     

地方政府与银行：危机重来？

自1978年中国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下移，各级地方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开始扮演十分活跃的角色。虽然，央企在1990年代末期的崛起，引发了中国整个经济在结构上的某种变化，但从整体上，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号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经常是在调控地方政府。     

民营企业三步曲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样，中国经济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1978～2002年的财政制度、经济增长与转轨:理论与事实

本文在回顾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上，运用动态最优化和博弈论研究了财政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轨的影响，并结合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统计检验。本文结论认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改革从国有企业开始源于经济增长和财政两个方面的原因；在1986-1993年中央政府长期背负财政赤字是1990-1993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分税制”改革最直接的结果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也影响着货币政策和国有银行改革。     

中国改革谨防“政冷经热”

中国经济的前路很明确，就是继续深化、完成各项体制改革。这是从政府到民众达成的一致共识。我们已经错过了2008年时最好的改革窗口期，不要指望着“从容”改革，而要以“危机倒逼改革”的思路看问题。因为日益加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把通往改革的路基挤压得很窄。解决社会、经济、民生问题，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新财富寻找新良方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人们普遍预期以“改革”作为其关键词。问题在于改什么？如何改？就经济政策取向而言，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新供给主义”政策是推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