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政策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基于区制转移DSG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区制转移特征的DSGE模型,考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联合动态效应,回答我国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并对我国在不同区制下静态和动态财政政策乘数进行测算,同时对我国2008—2010年的四万亿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1)区制转移模型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应系数结果说明我国在经济高涨期和经济衰退期采用货币政策调控主要目标是产出,对通货膨胀容忍较高,我国财政政策对政府发行债券收入反应非常不敏感,税收与政府支出及产出间关系密切;(2)模型脉冲响应结果说明在不同体制下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均衡的传导是相同的,我国财政政策实施能够使主要经济变量受到冲击后回到均衡状态;(3)对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小于以往学者测算结果,我国四万亿财政政策实施效果模拟显示政策拉动了产出,四万亿投资较好地熨平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意外冲击,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负面效应则是同时挤出了私人消费,通货膨胀加剧。     

通货膨胀和紧缩下经济政策乘数作用的对比

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在通货紧缩环境下，由于价格粘性和调整成本等原因，将导致经济政策乘数作用更为显著。但是我们通过模型检验发现，在我国经济运行的不同价格变化阶段，这种新凯恩斯经济学有政策命题并不成立。在通货紧缩环境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均出现了明显降低，其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政府投资乘数作用下降和货币政策实际作用减弱。     

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度量与成因分析

本文利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了1985—2007年我国(及主要区域)的动态货币政策乘数,从新的视角论证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显著存在性。此外,还从供给视角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做了新的解释。研究表明,经济开放度、劳动生产率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方政府行为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反而会削弱货币政策效力。     

基于动态模拟的中国货币乘数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3SLS分别对1994-2005年现金比率、超额准备金率、定期存款比率和储蓄存款比率进行估计，然后建立货币乘数动态模型。结果表明动态模型可以合理地描述我国自1994年以来货币乘数的变化态势。并通过反现实模拟和动态乘数，分析法定准备金率、利率和经济产出的变动如何冲击货币乘数。     

体制转型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乘数与M_2/GDP关系——基于变参数IS-LM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GDP不断攀升,并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本文尝试用货币政策乘数效应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①,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变参数IS-LM模型来估计中国的动态货币政策乘数,并证明了中国货币政策乘数效应的不断下降是导致M2/GDP不断攀升的原因。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政策乘数下降的原因,发现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边际进口倾向上升、税率的提高使经济体中的漏出倾向增加,货币交易需求对收入的敏感度增加、货币投机需求对利率的敏感度增加共同作用使我国的货币政策乘数呈下降趋势。研究结论说明中国M2/GDP居于高位,并不是中国金融深化或金融体系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受体制因素的影响,通过货币政策乘数的各项参数传导,引起货币政策乘数效应下降所致。     

完全垄断银行体系下的存款乘数及货币政策效果研究

在传统货币理论中,多倍存款乘数的创造过程简化了银行的行为,这导致了与此相关的银行体系市场结构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的研究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章在延续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完全垄断商业银行体系下的存款乘数创造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政策效果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体系的市场结构对存款乘数和货币政策效果有重大影响;银行业越倾向于完全竞争的情形,存款乘数越小,同等力度的货币政策所能达到的货币扩张或收缩效果也越不明显。     

渐进式改革、双支柱调控转型与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实证为基础，构建了嵌入双支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评估家庭和企业两类信贷约束变化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微观主体的信贷约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宏观审慎政策由强变弱和货币政策盯住产出系数变小能够增强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但同时也会导致所得税和广义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信贷约束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混合型或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等双支柱调控转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效应，认为家庭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影响极小，但是，如果针对企业的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则必将极大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通货膨胀持久性研究综述

通货膨胀持久性是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之一,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密切相关。为了扩展和完善我国传统通货膨胀理论,本文对通货膨胀持久性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归纳和综述,在分析通胀持久性来源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估计持久性水平的单变量方法和多变量方法,并分析经济结构、价格机制或货币政策变化对通胀持久性的影响。同时,文章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通胀持久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指出制订货币政策时低估通胀持久性的危害。     

中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理论和实践分析

我国自1996年开始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但在实践中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与最终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关联度与预期相差较大。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有效性,其次通过IS-LM模型从理论上对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择进行了分析,进而通过实证数据从货币乘数的不确定性和央行对基础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两个方面,证明了我国LM曲线存在不稳定性,从而得出我国利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结论。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与时滞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和时滞关系着央行货币政策的使用方向与力度等方面。本文以价格错叠机制的动态产出模型为基础,给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并以1992年1月至2014年3月我国GDP和M1月度数据为依据,估出该模型。模型显示：我国M1增加1个百分点以后4个月才对GDP有大约0．2740个百分点的影响,而且M1对GDP影响的平均滞后长度为6个月。并且得出现实经济中货币具有非中性的结论。     

成本渠道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

国内对带有成本渠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多集中于分析通货膨胀特征和货币政策效应,本文则着重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动态乘数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购买对产出的短期乘数较大但长期乘数较小,对消费和投资的乘数值始终均为负值;政府投资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乘数较政府购买要大;成本渠道的存在使得各财政乘数均变小,并加剧了财政政策对投资、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同时减小了财政扩张对产出的刺激。这说明在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来刺激经济、稳定产出时,需要区分并注意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长短期乘数差异,并注意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减少经济摩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需求管理定向的小型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OLS方法在 1 981— 2 0 0 1年间单方程估计中国IS LM AS模型 ,初步建立面向需求管理的小型中国宏观经济计量年度模型———CMAFM模型 ,并且在对CMAFM模型历史模拟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我国企业投资对财政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方法研究了我国企业投资对财政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通过采用1998年1月～2009年4月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央行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能力存在差异,导致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同。在经济繁荣阶段,社会资金运用效率较高,不存在剩余流动性,央行可以较容易地通过调整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控制货币供给总量。这时货币供给的外生性较强,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比较显著;而在经济衰退阶段,可选择的投资机会较少,流动性相对过剩,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这时央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提高货币供给量,货币政策作用效果减弱。短期内虽然财政支出对企业投资会产生正向影响,但是负向影响要大于正向影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探析存款准备金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存款准备金率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之一,其货币乘数效应会给社会金融及经济带来较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对存款准备金率进了频繁调整,表明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统一调控下货币政策内部传导区域效应非对称性分析

我国外汇资产迅速扩张,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发达区域不仅基础货币投放量远远超过其他区域,其区域货币乘数也高于其他区域,导致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区域效应非对称性。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基础货币变化对开放程度最高的东部发达区域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经济不发达的中部区域,对开放程度低的西部不发达区域的影响最小。建议采取适度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缓解区域货币供给的非均衡性,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整体效率。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到财政乘数。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DSGE模型,建立权重可调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渐进转型过程中政府投资、政府消费、投资补贴、消费税、资本收益税和劳动税等六类结构性财政工具调控效果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会显著影响财政乘数,且财政乘数随转型进程非线性变动,其机理在于货币政策转型会影响财政冲击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强度。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需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框架,财政政策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程,以保证调控力度恰当、效果合意;对财政工具的选择应更加重视结构性减税与投资补贴,以改善民生福祉、激发经济活力;财政调控应有增有减,以维持预算平衡、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区域非对称性研究

使用S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方法定量分析了1994～2007年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冲击对三大经济区域产出影响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长期内我国货币政策具有中性,短期内具有区域效应,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趋同特征。表现为,一方面,货币政策冲击对各地区产出在响应程度和时滞上具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冲击对各地区经济波动的贡献率随着时间而趋于一致。     

电子货币发展、货币乘数变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发展已经给传统的金融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给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本文以电子货币为视角,选取我国电子货币的样本数据及与货币乘数相关的变量,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电子货币与货币乘数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电子货币的存在放大了货币乘数的效应;(2)电子货币加剧了货币乘数的波动,致使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下降,从而增加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3)货币乘数的变动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难度,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不同环境下的政府支出乘数研究评述

政府支出乘数的大小作为财政政策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一直受到宏观经济学的关注,最近的很多研究指出,不同环境下政府支出乘数差异很大。本文分别从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反应、金融摩擦、经济周期、资产市场参与和公共债务状况6个方面对最近文献进行了回顾,细致阐述了不同环境对政府支出乘数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论,并探讨了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5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构筑IS-LM模型,本文测算了我国的各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乘数,以量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对公司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显著影响公司会计业绩与股票报酬,但不同的经济政策对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不尽相同;另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了经济政策因素后,经济增长并没有和公司业绩相背离。本文的发现为诠释我国股市是否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