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交易对中国股市波动性的影响——基于1992～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沪市A股和B股指数日内振幅数据，实证研究了“T＋1”交易方式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A股市场还是B股市场，实行“T＋1”交易后振幅的均值都减小，表明“T＋1”交易方式有助于减小股市的波动。在GARCH模型中，虚拟变量dt的系数值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显著，说明当实行“T＋1”回转交易制度后，股市的波动性有减小的趋势。     

中国股市T＋1有助于减小市场波动吗？

在中国股票市场短期投机性较强的现实下,T+1交易制度稳定市场的能力受到了质疑.由于权证实行T+0而股票实行T+1,通过对比分析股票权证和股票的波动性可以判断T+1制度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在60、30、15及5分钟的短期交易中,发现权证的波动性在统计上显著小于股票的波动性,实证结果支持T+0和涨停板制度.     

融资融券对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市场分析

文章结合中国A股市场现状,分析融资融券交易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作用,在当前阶段,融资融券业务总体规模较小,对股市的影响作用也相对较弱,但是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加大;并且在股市波动中,融资交易属于是Granger原因,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作用是显著的,也是一个复杂变化的过程;而融券交易不是股市波动性的Gr anger原因,对股市的波动性的影响作用也不显著,但融券交易在股市波动中属于是单向影响作用。     

基于中国股市微观结构的流动性与执行成本分析

运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的交易制度、流动性和执行成本后发现:(1)在佣金和交易税相等的条件下,B股的知情交易者执行成本普遍大于A股,导致B股的流动性小于A股,买卖价差显著大于A股,表明投资者对B股交易要求较高的风险报酬;(2)一旦控制住执行成本中普通交易者对知情交易者所要求的风险补偿,A、B股买卖价差的区别就消失了。因此,证券管理部门应在B股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并在微观结构理论的指导下,加强交易监管系统,从而提高B股的流动性并降低其执行成本。     

交易冲击与资产的非对称波动：基于“已实现波动率”

采用日内“已实现波动率”测度，本文从交易冲击的角度对中国A、B股的目内波动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已实现波动率可以很好捕捉我国股市波动的非对称效应。而且这种非对称波动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交易行为能够解释A股的非对称效应．但B股的非对称波动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知情交易降低了波动性，不知情交易则增强了波动性；结合“处置效应”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更深入考察以及稳健性检验的都支持了我们的经验发现。     

中国股市上交易活动与股票预期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用交易金额和换手率来度量股票的交易活动,并用它们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反映交易活动的变化,本文通过构造投资组合与进行Fama-Macbeth多元回归等方法对中国股市所有A股股票的预期月收益率与交易活动及其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控制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其它因子与否,A股股票交易活动的水平与波动性均与股票的预期收益负相关.     

关于我国A股“T+0”交易制度设计的研究

回顾了我国境内股票交易制度的演变历程,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的日内回转交易制度,提出我国A股可考虑对信用账户和普通账户都实施"T+0交易、T+1货银对付"的交易结算制度,同时结合涨跌幅限制、交易频率限制等相关措施,不仅有利于促进多空制衡、体现市场公平性、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同时也加强市场风险控制,有利于抑制市场过度投机。     

噪音交易与股价过度波动:理论与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股市股票价格的波动性过大,引起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噪音交易的存在和频繁发生。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随机抽取了上海A股市场的近200种股票作为样本,通过构建正反馈交易的"涨幅组合",对噪音交易者投资的累积异常收益率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股市过度波动与噪音交易频繁有密切的联系;噪音交易者通常要承受巨大的风险,但其投资收益率一般情况下却为负。     

我国股市流动性与执行成本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股市的交易制度、流动性和执行成本,深入分析A、B股价差形成的原因,发现:(1)A、B股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B股投资者具有较大的信息搜寻成本,导致其知情交易者执行成本高于而流动性低于A股;(2)投资者对B股交易要求较高的风险报酬,因此B股的买卖价差大于A股;(3)在B股对境内投资者开放前后,A、B股买卖价差的特征没有显著的不同;(4)倘若控制住执行成本中普通交易者对知情交易者所要求的风险补偿,A、B股买卖价差的区别就消失了。因此,本文认为:证券市场投资主体的结构变化不是影响流动性和买卖价差的主要因素,在目前形势下,政府应在B股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并加强交易监管,才能提高B股的流动性并降低其执行成本。     

中国股票市场的低开高走模式研究

本文较早聚焦并证实了中国A股市场存在显著的“低开高走”现象,与国际主要股票市场相比,这一现象在中国股市尤为突出,并显著影响着资产的预期收益。本文从交易制度和投资者行为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并运用2006—2019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据,经分组检验和Fama-Macbeth回归等方法分析,研究发现：(1)“低开高走”是我国股市最为常见的价格行为,与股票的预期收益呈显著负相关;(2)T+1交易制度是“低开高走”现象长期存在的基础,“低开高走”对预期收益的负向影响无法完全由反转效应解释;(3)“低开高走”主要由异质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所驱动,投资者情绪的作用不甚明显。本研究拓展了资产定价的研究视角,并为完善中国股市交易制度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提供了参考。     

重启T+0 监管制度改革是关键

近期光大乌龙指事件发生后,中小投资者的损失赔偿和权益维护问题再次成为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以此为契机,市场中要求恢复T+0交易制度的呼声再次高涨,上交所也表示准备深入细致研究A股T+0有关制度。由此可见,市场不少参与者均认为应通过T+0制度的恢复与完善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降低中小投资者的损失。但目前是否是推出T+0的最佳时机,以及恢复T+0交易制度能否如市场所愿,笔者认为仍有待进一步商榷。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1992年5月、1993年11月沪深交易所先后实施T+0。然而,放开交易限制后,市场波动剧烈,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最终于1995年元旦起,两市恢复T+1交易,并持续至今。     

AB股合并中的机会

<正> 同根不同命的A、B股市场 A、B股企业“本是同根生”,同是中国公司,同是在中国上市交易的,但是我国A、B股市场的基本面和走势却是截然不同:我国的A股市场从1990年的10只股票,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B股自1991年底真空B股发行以来,到现在仅有105家上市公司。从走势上看,A股的走势也要比B股强得多。以上海股市为例,A股市场自1990年12月29日开市起点96.05点以来,虽历经大幅波折调整,但总体上始终保持上升趋势。至目前上证综指已超过2000点(2000.7.26日收盘在2012.31点,较之     

股市"A+H"应缓行

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它也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并亟待解决.但是,中国股市的问题是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法也只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积极推进发展.但"A+H"却不是如此,它实行的实际上是中国股市的硬着陆,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对中国股市的深化改革和积极发展有着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     

基于GARCH模型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对股市波动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2006年7月5日和2006年10月25日,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A股市场成功上市,在中国股票市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论文运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对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前后上证综合指数的波动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两行上市对股市波动性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中国银行的上市降低了股市的波动性,而中国工商银行的上市却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性。     

基于VECM-BEKK-二元GARCH模型的沪市A、B股市场信息传导关系研究

通过VECM-BEKK-二元GARCH模型对沪市A、B股市场的信息传导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沪市A、B股市场在长期存在双向价格溢出效应,但短期仅有从A股市场到B股市场的单向价格溢出;另一方面,沪市A、B股市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是非对称的,即仅有从A股市场向B股市场的波动溢出。由此证实了由A股市场向B股市场单向传导是沪市信息传导的主体路径。     

我国股市应当采用“T+0“交易制度

我国股市现行的T+1交易制度对于中小投资者以及整个股票市场来说都存在诸多限制和弊端。本文通过对T+1和T+0两种交易制度的比较,分析了一些对T+0交易制度造成误解的原因,从多方面多角度阐述了我国股市应当采用T+0交易制度的理由和观点。     

简述伞形信托业务对A股市场的影响

伞形信托作为创新融资工具,从兴起到退出只有短短6年时间,且就伞形信托对A股市场的影响,现存研究仅从股市波动性方面对关伞形信托进行了定性的分析。本文认为研究伞形信托对A股的影响应当从股市的波动性和流动性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比2015年4月17日叫停伞形信托前后的股市表现,反映出伞形信托对A股市场的作用,并反映出伞形信托退出证券市场的原因。     

中行回归见证金融改革

7月5日,中国银行在沪市挂牌交易. 作为首只登陆国内股票市场的国有银行股,中行创下了多项记录:首个回归A股市场的H银行股、迄今为止中国资本市场市值最大的公司、首家在国内股市发行股票的国有银行等等.     

市场分割下中国股市反馈交易实证研究——来自A股、B股和H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BCAPM)的基础上,通过借鉴Watanabe(2002)的方法,建立了GJR-GARCHM(1,1)-M模型,充分考虑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分割状态的现状,使用基本覆盖A股、B股和H股市场全部交易历史的市场指数日收盘价数据,对A股、B股和H股市场的反馈交易行为进行研究和比较,结果显示:A股和B股市场都存在显著的正反馈交易效应,反馈交易行为主要取决于波动率水平和市场涨跌两个因素;与成熟股票市场类似,H股和红筹股市场的正反馈交易行为不显著;A股市场的反馈交易行为受市场涨跌因素影响更大,而B股市场的反馈交易行为主要由波动率水平决定;深市比沪市更容易出现正反馈交易者主导市场的现象。文章的研究不仅对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成立提供了经验性证据,而且对投资经理的实践操作和政策制定者的监管调控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股市与世界其他股市之间的大风险溢出效应

该文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A股、B股和H股之间,中国股市与世界其他股票市场之间的极端风险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A股与B股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风险溢出效应,B股大幅下跌的信息可用来预测未来A股大幅下跌的可能性;A股和H股之间,尤其是B股和H股之间也存在着强烈的风险溢出效应;B股,尤其是H股,与世界其他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与此相反,A股虽然与韩国、新加坡股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溢出效应,但它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等世界主要股市之间不存在任何风险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