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通过测算全国30个省/市2002—2011年的碳排放量,并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将30个省/市按照碳集中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碳排放区域。利用STIRPAT扩展模型,并采用SPSS岭回归方法对3个碳排放区域的碳排放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仍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我国在低碳技术的投入和发展上还比较落后,使得整体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量比利用科技手段减排的CO_2要多。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碳陷阱”:理论辨析与政策导向

在《京都议定书》面临失效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以其它国家减排为条件的减排承诺及相关实证研究的缺乏,加重了人们对三种低碳陷阱的忧虑。理性地辨析碳陷阱,关系到中国发展模式及相关政策的选择。本文基于低碳经济与金融发展理论指出,即使国际强制碳减排不复存在,中国的低碳发展目标不仅仍需坚持而且可行。相对低碳陷阱,高碳陷阱是中国面临的更现实的风险。基于欧盟14个国家2005—2009年面板数据建立的双固定效应模型则进一步证实:相对减排目标是可行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相对减排目标,碳金融对降低碳排放强度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自主碳排放强度的区域结构则说明中国应在碳博弈中增强自主性。     

基于空间计量视角下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析与对策--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为方法，实证分析中国31个省域2005—2012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中国31个省域的碳排放呈现出正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等；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表现出正相关系，高碳排放、低碳排放分别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表现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性强，中国短时间内实现低碳经济较为困难。     

基于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TIRPAT模型及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根据2002—2013年中国的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建筑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各省份建筑业碳排放总量的增加都会拉动邻省份同行业的碳排放量上升,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当期发挥作用,而且是持续的、逐渐增强的;在长期或短期内,适当控制建筑行业就业人数及行业人员工资水平的上升,在所属区域内会对节能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对于相邻区域则是消极影响;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低碳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建筑行业低碳发展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环节,同时,实现建筑材料制造业的统筹安排、优化布局与均衡发展,才能使低碳转型成为建筑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对外贸易与碳排放——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我国按发展程度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计算出各地在1995—2007年的碳排放量的面板数据,以此为基础研究了各区域对外贸易密度、人均收入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三大区域的对外贸易密度都对人均碳排放有显著的影响,碳排放随着贸易密度的增加而增长,中部、西部的边际碳排放比东部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国家应该加快对外贸易战略的低碳转型,大力发展低碳型贸易产业,实施区域性能耗与碳减排政策,加强同发达国家的低碳合作,力争获取更多的低碳技术转移与绿色基金。     

我国碳排放的结构分析

本文估算了我国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碳排放、各行业的碳排放和各区域的碳排放。我国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生产活动领域、部分工业行业领域和东部地区。基于我国碳排放的结构特征,本文认为,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工业行业的升级和转型为基础,倡导低碳生产方式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GWR实证研究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仅是对变量均值估计,不能反映省域碳排放量在空间上的非平稳性。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技术引入空间效应,发现GWR模型比OLS模型具有明显优势:省域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价格之前存在内生经济关系;影响碳排放量各因素在省域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最后对模型进行验证并为低碳经济实现提出相关政策。     

基于Weaver-Thomas模型的区域低碳主导产业评价与选择——以低碳试点城市南昌的工业产业为例

低碳城市既要兼顾发展又要实现低碳排放,经济发展面临高碳模式的低碳转型,而工业领域是碳排放的关键领域,正确评价和选择低碳主导产业是城市低碳发展的首要任务。参考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结合低碳城市的内涵要求,构建了以区域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潜力、产业关联效应和低碳经济效果4个一级指标组成的区域低碳主导产业选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Weaver-Thomas模型对低碳试点城市南昌的低碳主导产业评价和选择进行了实证,明确了南昌低碳发展的五大低碳主导产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中国省域碳排放测算及配额分配

基于IPCC碳排放系数法和贸易转移系数矩阵,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省域间的贸易转移碳排放量,分析了省域间碳转移的密切关系,核算了各省的共同责任碳排放量,利用加权变异系数、Theil指数和Gini系数考察了省域碳排放的公平性,并基于世袭制、平等主义、支付能力和综合公平等原则对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分配。结果表明:可将中国30个样本省域划分为9个碳排放集结域;省域碳排放处于"比较公平"状态;要实现"十三五"减排目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碳排放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基于GARCH模型的核证减排交易期货价格波动性研究

采用GARCH簇模型对欧洲气候交易所核证减排交易（CER）期货价格数据进行特征分析,发现虽然仅仅经过了三年多的发展CER期货价格收益率的波动与其他较为成熟的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并从法规、市场构成、制度等方面对中国碳排放交易中心的建设提出建议。     

区域FDI的碳排放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京津冀地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估算2000—2012年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数据,从规模、结构、技术、管制四个渠道,分析该地区FDI对碳排放量的影响。通过构造包含FDI对碳排放的四种效应的联立方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FDI对碳排放的总的影响弹性是0.4429。从分解效应层面看,京津冀地区FDI对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管制效应分别是0.1890、0.3495、-0.1174、0.0217,其中FDI对碳排放的管制效应不显著,其余三个效应均显著。     

低碳经济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方向

在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文章基于直接消耗法对我国主要出口的按SITC分类的第3、第5、第6和第7类产品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结果显示尽管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在下降，但出口商品的CO2排放总量较高，2005年、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CO2排放总量分别为4.8亿吨和5.1亿吨，我国出口贸易建立在高碳排放基础之上的特征明显。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发达国家实施的低碳规制和措施将会对我国第5、第6和第7大类商品的出口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为了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更好地发展，在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积极发展低碳经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创新低碳产品的同时重点控制第6类商品的碳排放量，并培育第7类产品新的出口增长点和扩大内需。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城镇化中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扩展了STIRPAT模型,使用1995-201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全国以及区域层面上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增加了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且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探讨了未来中国城镇发展的相关对策:适当控制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积极探索低碳城镇化发展模式,培养市民良好的低碳生活方式,优化与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     

产业集聚是否促进了低碳发展——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产业集聚是否促进了低碳发展?基于1990—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有关数据构建制造业空间集聚指数(EG),构建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计量经济模型;基于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程度与碳排放强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产业集聚程度为碳排放强度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A study of legal attributes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s in carbon trading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has given birth to an international carbon trading market prosperity, which provi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issues right along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most studies of CDM focus on economics, and few on its legal problems. CDM involves too many aspects. And the clear legal attribute of trading object is the basis of progres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also the start point of legal prote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herent principle of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n CDM, only discusses CDM carbon emission right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its attribution. The paper recommends that in order to ensure and promote the carbon emission right trading, carbon emission right should be attributed into the system of real rights to be regulated by Real Right Law. In this way, carbon emission right can gain exclusive power of possession and use, which can achieve a clear right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goods in line with Coase＇s theory to protect Chinese profit in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bon trading market further.     

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计量研究

如何从空间视角实现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双赢,是建设“美国中国”的重要推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基于STIRPAT模型,从区域层面构建碳排放驱动因素扩展STIRPAT模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间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示范和带头作用,驱动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碳排放,除能源价格外,其他影响因素均表现出显著性。因此,实现碳减排需要充分考虑空间相关性、异质性和外溢性,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大技术创新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适度提高能源价格,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外商投资的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