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效应检验

基于我国2003～2017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即一定程度的财政分权能够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但当财政分权程度过大时,则会抑制经济增长质量,并且不同时期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也有所不同。因此,为推动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分别对财政分权程度不同的地区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建立与经济增长质量相适应的地方激励考核制度,有效监管地方财政的收支情况,促进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协同。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

为了使社会保障中的统计口径调整和多部门管理的约束得到克服,本文主要对社会保障以及财产分权等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回归检验,对这些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对政府间的社会保障责任进行了合理的界定,并提出了一些权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等的建议,希望可以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浅析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热点,所以笔者详细的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最后提出财政分权中应注意的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途径。     

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方财政分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分权程度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支出分权则呈分化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逐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却逐渐降低。地区间财政分权的这种差异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方财政分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分权程度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支出分权则呈分化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逐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却逐渐降低。地区间财政分权的这种差异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综述

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展开引入以FDI为主的竞争。文章主要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经济增长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     

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测算的2012—2018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分别通过扩大增值税规模、增加个人所得税规模和提升经济开放水平,从而强化财政分权。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强化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强化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财政分权与城市扩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十几年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城市扩张为中心的"急速城镇化",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造成耕地资源过度耗费,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和生态的安全。当前中国的城市扩张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而财政分权对当地政府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强烈的城市扩张冲动。论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究"财政分权"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省级财政收入分权对城市扩张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省内财政支出分权同样对城市扩张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财政分权的地方财政稳固效应

本文利用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过滤周期变动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测度地方财政的稳固状况,同时根据中国实际分权状况,估计地方政府收支分权水平,并从收支分权与体制设计两个角度分析中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稳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2年,地方政府总体财政稳固性在下降,财政收支分权水平显著下降,且财政转移支付依赖度显著提高。其中,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对促进省级财政稳固具有正效应。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提高省级政府的自有收入占比,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调整支出结构,转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转移支付,合理深化税制改革,促进地方财政稳固。     

基于财政分权下的甘肃经济增长动因探析

本文首先参考Jeffrey 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具体考察了甘肃1985-2006年整体的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揭示了甘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地方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如科教文卫、行政管理等消费支出;而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反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并对其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2007-2017年间我国经济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不考虑联动效应下,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别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实现;而剥离联动效应的财政金融分权本身则表现为一定的负向作用,且在东中西部存在显著异质性.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分析

研究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仅考虑数量因素是不够的,结构因素不容忽视。本文尝试把结构因素引入人力资本分析框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也是投资主体的需求决策过程,存在着类似于马斯洛式层次结构关系,提出了基于不同投资层次下的4种人力资本结构类型的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运用1992～2003年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虽具显著意义,但作用机制并不很强,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和结构层次低下是其直接因素,而人力资本结构因素对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更具深层解释力。     

经济转轨、财政分权与预算软约束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预算软约束问题普遍存在。财政分权在通过地区竞争逐步缓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同时,却使政府预算软约束愈演愈烈。解决的办法在于规范财政分权。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得地区快速取得竞争优势,而创新活动的顺利展开需要有一定的创新资源投入,财政分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因此可以充分发挥财政分权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但是地方政府资源投入的高效性、中央政府监督的有效性、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等均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会有所缓解,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决。文章从数字经济角度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确实可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且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跨越门槛值之后,对于创新效率的作用力度增强,更有利于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有调节的中介和门槛效应检验

运用2004～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促进效应受财政压力的制约,财政压力越小,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促进作用表现越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分权-民生支出-新型城镇化”路径有效,且财政压力在此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门槛检验发现：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财政分权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更好地发挥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效应。据此,应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的具体实现方式,合理控制地方财政压力,完善财政等制度顶层设计。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阶段以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已经逐步成为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财政分权改革在赋予各级地方政府更多自主决策权的同时,极易形成政府和官员主导型经济。为避免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产业投资决策过度偏离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破除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阻碍,可行之策是改进现行政绩考核体系、规范政府行为、实施区域差别性产业政策。     

基于财政分权视角的我国地区税收转移研究

财政分权使我国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财政自治,地方税收转移违背了来源地的征税原则,完全相悖于受益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税收的横向税收分配机制和纵向财政转移机制。总的原则是,由政府定价背离市场价格而产生的地区税收转移,应逐步通过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价格改革予以解决;清晰的、可识别的地区税收转移应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通过横向税收分配妥善解决;不清晰的、难以识别的地区税收转移则应由中央政府掌握,通过纵向财政转移机制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