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内忧外患”——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杨圣明

美联储的二次量化宽松还未见到明显的效果,三次量化宽松的呼声却又袭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西半球部门主管尼古拉斯·埃萨吉雷9日表示,美联储可能将不得不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元的闸门还在继续放开,面临热钱围攻的中国,人民币汇率屡创汇改以来新高。一场人民币的升值进程与热钱流入境内征途的"大战"拉开序幕……     

中国制造如何从“平推式”走向“立体式”——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当前，我国工业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作为工业的主要部分仍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围绕“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工业面临的形势”、“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欧美“双簧”教中国如何控制人民币汇率

基于意大利超过半数的公众反对紧缩、反对欧元、反对默克尔，而使得大选中“宽松派”贝卢斯科尼占据上风。仅此一则新闻，搞得欧元区金融市场再次沸腾，欧元因此而大幅贬值，结束了美国QE4推出之后的不断升值。至此，欧元对美元汇率重新同到1．25至1．38的长线横盘区间。为了给欧元贬值加一把火，美国议息会议传出QE可能提前结束的声音，但现在差不多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再次为量化宽松定调“利大于弊”，欧元对美元汇率企稳。这是巧合吗？     

充分发挥国企职能,构建良好经济秩序——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工经所所长、研究员金碚

国企的战略定位不应该是自己强不强,而应该定位在因为其存在能否使这个行业的实力增强;因为其存在,能否帮民企创造更好的环境,能否在技术上有所突破,能否使民企也有更大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能站到更有利的位置。     

从“蒙代尔三角”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本文从“蒙代尔三角”和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理论出发,分析了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情况下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并存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在一个类似于钟摆效应的区间内,一国当局可以在一定的幅度内灵活地根据实际经济情况来选择和调整它的汇率政策和对资本流动情况的控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波兰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本文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必须在稳定中增加弹性的观点。     

人民币汇率冲击与中国行业经济效益——基于R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递归型VAR模型,利用我国1999～2008年的月度数据,在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行业经济效益的汇率冲击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经济效益均存在冲击效应,但各关键货币的汇率冲击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总体而言,日元汇率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经济效益的贡献度最大,港元的汇率作用最小,美元与欧元汇率作用位居中间。为减少汇率对经济效益的负面冲击,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双边对外贸易:基于“S曲线”假说的检验

汇率与国际收支的短期动态关系一直是理论和经验研究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S曲线"假说的经验性规律出发,分别从贸易总量和双边贸易的角度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与中国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总量层面上,"S曲线"假说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额和双边实际有效汇率较好地支持了"S曲线"假说。另外,统计推导和经验研究都表明,"S曲线"假说对于贸易伙伴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份额、贸易收支波动性和双边汇率波动性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双边对外贸易:基于“S曲线”假说的检验

汇率与国际收支的短期动态关系一直是理论和经验研究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S曲线"假说的经验性规律出发,分别从贸易总量和双边贸易的角度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与中国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总量层面上,"S曲线"假说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额和双边实际有效汇率较好地支持了"S曲线"假说。另外,统计推导和经验研究都表明,"S曲线"假说对于贸易伙伴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份额、贸易收支波动性和双边汇率波动性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人民币汇率浅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它对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早已经不能置身于世外。本文以此背景论证“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汇率改革之间是相互动态的关系：双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人民币如何应对美国的“大盗不偷”

目前,汇率问题是国内的一个热门讨论话题。汇率问题涉及多方利益,利益集团各有吹鼓手呐喊、专家论证,可谓升也有理,贬也有理。汇率问题本身就是价格问题,亦即国际贸易问题。出口企业老板会拿企业国际竞争力说事,当然希望人民币不升值。而进口商则宣称贸易顺差太大,贸易摩擦不断     

随机性、市场干预与外汇市场有效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分析

外汇市场的有效性程度是考察汇率形成机制是否灵活与合理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近似熵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汇率改革前后人民币外汇市场有效性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汇改使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间外汇市场的有效性下降,而人民币对美元间外汇市场的有效性在增加。同时,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强度越大,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有效性就越低。经验表明,参考一篮子汇率制度的实施是提高人民币外汇市场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     

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差额——基于TVP-VAR-SV模型的动态影响关系分析

文章应用贝叶斯框架下的TVP-VAR-SV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主要国际货币区的货币政策(文章简称为"国际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经济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我们发现国际货币政策在方向和力度方面的调整和变化能够通过其与中国的利率之差表现出来,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贸易差额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首先,从影响的程度来看,国际货币政策在推出或退出等方向性变化时溢出效应尤其明显;其次,从时间上来看,国际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差额在不同时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对中外利差的变化非常敏感,而人民币汇率和贸易差额的变化也会引起中外利差随时间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差额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倒J曲线"效应,显示汇率弹性理论在中国并不成立。     

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视角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学者们偏重于从中国总体、地区或国别视角考察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较少从行业层面上对其展开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从制造业行业视角,采用有界协整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FDI与贸易收支关系在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表现;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收支,而从长期看,则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FDI增加均有助于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其贸易收支。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制度改革的次序——基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和我国资本项目逐步走向自由化的背景下,本文运用扩展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论证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制度变迁的次序选择问题。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应先于汇率制度的变革,同时需要扩大钉住货币的篮子,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该同方向操作。     

如何打造中国外贸升级版——以人民币汇率机制为例

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创新高,再次引起我国外贸企业对汇率走势的担心。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新形势下,坚持市场化改革目标,科学运用汇率机制,是打造我国外贸升级版的一项重大课题。"十一五"以来一系列政策调整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出口产业的优势进一步释放,外贸实现了年均约30%的高速增长。但是,也遇到一系列新的矛盾。首先,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越来越严重,终     

重估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2005年汇改以来的经验证据

反思人民币汇率十年争论,大多围绕"外部施压——内部被动反应"的逻辑展开,人民币汇率陷入升值"恐惧症"。本文以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各种争论的理论逻辑。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导致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也没有促使就业下降,相反,人民币升值还伴随经济过热及就业持续增加;同时,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和贸易条件、人民币升值引起热钱流入的观点都缺乏经验的支持。因而,人民币升值"恐惧症"的理论逻辑值得重新审视,中国开放宏观政策选择有必要跳出被动应对怪圈,这对促进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从“三元悖论”谈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作为经典的汇率制度选择依据——“三元悖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所信奉，同样在我国，近年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也是一直以此为基石。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依据是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然而本文将利用Mendel-Fleming和Mendel-Fleming-Dombusch两个模型去分析，得出即使在国际资本完全不自由流动下的固定汇率政策以及在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浮动汇率政策都无法完全得以实现，从而理清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时依赖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自主的模糊认识。     

从“三元悖论”谈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作为经典的汇率制度选择依据--"三元悖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所信奉,同样在我国,近年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也是一直以此为基石.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依据是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然而本文将利用Mendel-Fleming和Mendel-Fleming-Dornbusch两个模型去分析,得出即使在国际资本完全不自由流动下的固定汇率政策以及在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浮动汇率政策都无法完全得以实现,从而理清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时依赖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自主的模糊认识.     

迈向开放经济背景下对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思考——“两极制度”还是“中间制度”

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近几年来已经表现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不是人民币害怕浮动,而是在资本帐户未开放的条件下不需要浮动。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汇率制度在中国进一步迈向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是没有缺陷的。因而,存在汇率制度重新选择的问题。短期和中期,“中间制度消失论”是不适用于中国的;长期,选择独立浮动汇率制将是必然。这需要有一个过渡和路径的安排。钉住一篮子货币和目标区制度可以分别作为短期和中期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通胀、通胀预期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开放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框架下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引入新凯恩斯混合斯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并构建计量模型对中国的通胀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通胀效应;通胀既受到通胀预期的影响而具有前瞻性,也受到前期通胀影响而具有后顾性,且前瞻性预期对通胀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中国通胀率的传递效应非常微弱且统计上不显著.文章的结论启示我们:当前治理通货膨胀不应对人民币汇率期望过高,而应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国内经济平衡和改变民众的预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