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经济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始终以自己的规范和视角明确表达其在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思想地位,同时也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超越和重构.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基本思想,如主观主义、无知、时间和创造性选择等概念有可能对未来经济理论的发展打上深刻的烙印.在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中,找到它们共同的思想渊源,这两个经济学派的不断融合、补充和超越,预示着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奥地利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经济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始终以自己的规范和视角明确表达其在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思想地位,同时也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超越和重构。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基本思想,如主观主义、无知、时间和创造性选择等概念有可能对未来经济理论的发展打上深刻的烙印。在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中,找到它们共同的思想渊源,这两个经济学派的不断融合、补充和超越,预示着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市场过程与制度变迁：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视角

对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大多侧重于利益分配及其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本文借鉴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 ,对演进式的经济转轨过程重新加以阐释 ,指出制度变迁也是一种开放式的过程 ,经济主体不断地寻找非均衡制度状态下的获利机会 ,并且以变革制度的方式来抓住这种机会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经济主体不断地发现知识 ,因而对现有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也是在不间断地进行的。因此 ,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向目标模式逼近的演进过程。     

制度变迁与两类企业家的作用——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理论的拓展与应用

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政治企业家为经济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制度框架，经济企业家为政治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制度信息并改变了政治企业家所面临的压力环境。通过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反应、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发现等手段，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对既定制度条件下的外部环境和潜在盈利机会产生影响，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导致制度的变革。     

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之争”及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

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是19世纪世界上两个重要的经济思想流派,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展开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大论战名留青史。文章先对此次的论战经过进行了简单介绍,指出该论战是一场关于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的争论:历史学派主张运用历史归纳法分析经济现象,角度系统化;奥地利学派则强调运用抽象演绎法研究经济问题,从个体效用视角出发。然后分析了这场论战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的演进特征。最后探究了这两大经济思想的碰撞与演进对现代经济学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关于大危机理论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奥地利学派是以卡尔.门格尔创立的,以路德威斯.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罗斯巴德为代表的,而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加里.贝克尔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同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学派,他们都是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继承者。然而对于同样一个经济事件,他们却有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本文以大危机为例,探讨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大危机的不同分析,并揭示两大学派产生分歧的内在原因。     

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述评

本文筒述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该学派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周期,现实中出现的经济周期是由政府干预,特别是政府垄断并滥发货币造成的。     

论制度变迁理论的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以凡勃伦为创始人的开创性历史时期 ,制度的概念得以创立并用“累积因果论”来解释制度的变迁。第二个时期是以约·莫·克拉克为代表对制度变迁理论继承和发展的时期 ,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 ,制度与技术相互作用等问题。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蓬勃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卓著。当然还应包括马克思、博弈论者、混沌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论解释     

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的理论回顾和启示

本文通过对奥地利学派的介绍,回顾了其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在经济的大繁荣和大萧条上有独特见解,对于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及对中国的影响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影响.     

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方法论辨析

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方法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反对实证主义,主张回归现实的分析方法;降低对人的行为分析的抽象度,提出了“交易费用”分析工具;运用“契约”分析方法,提出了分析企业内部关系的基本框架。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新制度学派的方法论本质上仍然是个人主义方法;新制度学派无法超越“经济人”假设带来的理论困境;个人主义方法使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在一些具体方法运用上也存在缺陷。     

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方法论归属探究

笔者分析了马克思的个人观念和阶级观念,认为马克思眼中的个人是自利和理性的,并结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他眼中的阶级是阶级成员间关系的总和,是阶级关系的承担者.马克思强调阶级成员间的关系及阶级关系产生自个人行为选择,个人利益和个人行为是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的基础,他是从个人入手构建阶级理论的.如果除去西方主流思想孤立的个人观念的教条,把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解为从个人入手解释经济现象的原则,那么马克思阶级理论,符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的本意.     

城市群的兴起与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城市群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因是交易费用的节约。城市群的出现是更加集聚、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的网络型城市化制度对分散的、单一的、联系松散的单核心城市化制度的替代，是城市化制度变迁的产物。     

内容学派和过程学派在战略变化理论中的比较研究

战略变化就是组织通过变化以实现其基本目标的最基本资源配置及其环境交互协同地随着时间在形式、特性或状态上的变化。本文对战略变化研究的内容学派和过程学派的主要观点、理论模型及研究不足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企业保持和提高在越来越动态化和复杂化的国际一体化经济环境中的核心竞争力提供理论借鉴。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

民间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渐进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金融资源支持.在分析我国既有的金融体制变迁的基础上,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内生于民营经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的分析与启示

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都涉及到经济生活中的具体操作方面,比如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问题。中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必须考虑到资源优化配置、改革成本和经济运行效率,而且更应以此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尺。这些又与特定的制度安排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只有认真研究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的相关问题,才能保证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基于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模式分析

制度变迁由于受到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影响,其变迁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征。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私营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模式所做的实证研究,深刻分析了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时期影响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主体因素,并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四大主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博弈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式应该是一种由企业主导、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作为润滑剂或者中介并与中央政府相互协调与相互制衡的“双回路制度变迁模式”。最后就如何优化该产权制度的变迁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修正

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的长期关注。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只是对制度变迁的某些方面作局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可以理解该课题的各个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范式。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和梳理制度变迁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性理论演进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产权管制放松等文献成果,把相对独立的几个话题统一在一个范式下,以厘清争论的焦点、形成线索,为下一步讨论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纲领。尤其是,在研究内容、理论创新和方法论这三个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     

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经济体制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为例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分化日益突出,而制度变迁差异是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以经济体制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为样本,利用1978-2003年间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并对模型估计检验,证明了这一论点,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Towards a non-Darwinian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aper emphasizes two flaws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failure to understand actual human behavior in many real contexts and the failure to take account of transaction costs. By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path dependenc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s provided a powerful answer to these shortcomings. Nevertheless, a number of questions remain open. In particular, path dependence is far from being a continuous process. Its dynamics and its irregularities are by and large unexplained. Hence, a strong need for a convincing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This article does not deny the validity of the Darwinian view applied to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nd of competition in a free-market economy. The paper, however, maintains that the natural-selection process that characterizes the Darwinian approach is ill suited to describe economic evolutionary processes. It is shown that a combination of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natural selection may indeed be a better solution, for it solves some of the puzzles raised by public choice theory without violating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pproach. Still, although this combined view may well explain why th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are retained by the system, it does not clarify why they are introduced in the first place. A third possibility is put forwar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where a new evolutionary theory is suggested. Within this framework, agents are assumed to behave according to their preferences within the existing rules of the game. At the same time, new ideas and sometimes new ideologies may influence their behavioral patterns.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needs and ideologies generates environmental change, especially if so-called ideological entrepreneurs are able to transform latent and shared beliefs into an institutional project and enforce it.     

制度变迁对中国汽车工业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中国汽车工业增长是粗放型的，技术的贡献极低，而制度变迁贡献的潜力非常大。为此，一方面，要加快汽车工业的技术创新进程；另一方面，要深化汽车工业领域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进程，以推动汽车工业走上高效、集约武增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