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北大核心

从明代中叶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货币制度中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文章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主导,其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进而导致中国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随之而来的战争及通货膨胀则对政府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

<正>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货币并不统一,铸币权由政府和民间分享。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铸币权渐由官民分享转向政府垄断。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这种转向最终完成。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是近代世界的潮流,中国同样顺流而去。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币制多被斥为混乱无序、极度落后。这种混乱落后有无某些合理因素?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巨变?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理论,明确反对国家统一货币,强调货币应该多元发行。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币制带来很大启发。货币是金融的核心,货币发行理论博大精深。如能选取一个城市,结合哈耶克的理论,比较政府发行货币与民间发行货币的利弊得失,则有希望在货币发行理论中寻幽探     

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在金融中介得到发展、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制度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的外生性是非常明显的,即货币并不由经济总量所决定。明朝的白银进口,是市场对以往货币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这一阶段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但因为货币是外生的,白银的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国际贸易(包括鸦片)逆差和白银外流,使纸币的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至清末,由市场主导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渐渐发展,并有寻求有效制度支撑的迹象;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的前景仍然是可能的历史选择。本文还利用计量模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     

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金融中介得到发展、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制度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的外生性是非常明显的,即货币并不由经济总量所决定。明朝的白银进口,是市场对以往货币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这一阶段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但因为货币是外生的,白银的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国际贸易(包括鸦片)逆差和白银外流,使纸币的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至清末,由市场主导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渐渐发展,并有寻求有效制度支撑的迹象;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的前景仍然是可能的历史选择。本文还利用计量模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货币并不统一,铸币权由政府和民间分享。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铸币权渐由官民分享转向政府垄断。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这种转向最终完成。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是近代世界的潮流,中国同样顺流而去。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币制多被斥为混乱无序、极度落后。这种混乱落后有无某些合理因素？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巨变？     

变革视野下的货币转型——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正>自宋至明时期,中国的货币流通史接连经历了"铜钱时代""纸币时代""白银时代"三大阶段。货币转型背后是时代的变革,尤其是宋至明时期国家立国形态、社会经济结构、财政货币制度等方面俱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深度影响,乃至决定着货币制度、流通的演化路径。明代货币白银化便体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明中叶前后,白银逐步取代宝钞、铜钱成为主币。这种民间货币——白银与国家铸行货币——铜钱兼行,且民间货币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格局,呈现出复杂的独特性。本文试图从综合性的货币史框架分析明代货     

宋明时期货币分区流通的形成与运行机制比较——以四川、北边为例

宋明两代均形成了多元货币分区行用的格局，两宋在中央政府主导调控下先后形成了四川、西北以及江北等特殊货币区；除北边货币区外，明代国家在货币制度长期缺失下主要由市场主导衍生出“行钱之地”“非行钱之地”“行银之地”等货币区。宋明货币区的衍生与运行机制存在重要差异，以四川、北边为例可得以说明。在四川地区，宋朝为建立货币缓冲地带、掠夺川地财富，依靠政策将四川由铜铁兼行区转变为铁钱区；明朝在四川则形成了以“茴银”为主的多元实物货币区，背后更多的是市场力量所致。在北方边境地区，面对巨量军事需求，宋明两朝虽然都通过投放大量货币形成特殊货币区，但维系与运行的机制存在重要差异。宋朝在西北地区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与信用制度维持本地铸行的铁钱的信用，并将铁钱嵌入区域内外的货币信用体系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循环机制；明朝在北方边镇地区并没有形成内部稳定的货币循环机制与信用机制，而是通过单向而持续的外部白银注入来维持白银和多元实物货币分层行用的格局。宋明货币分区运行机制的差异折射出宋明王朝社会经济运作理念与运行方式的差异。     

从民国法币改革看国际金融一体化

1935年的民国法币改革是中国现代货币金融史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其意义重大。这次改革统一了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多年的混乱货币,从银本位制进入现代信用货币时代,是经济制度上一大进步。研究者对此次改革的评述多着眼于当时国内货币制度状况和国际银价变动,少有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视角来看待这次币制改革。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在金本位制崩溃、世界各国汇率联系更加紧密的背景下法币改革与中国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关系。     

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本文从世界货币职能的视角,考察明代货币结构的变化和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明代货币结构从单一的宝钞制度恢复到钱钞并用,最后形成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和主导的银钱复合货币体系,是西方势力东来、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发展使中国被动迈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促成的。白银的世界货币性质使得纳入全球一体格局的明朝将白银内化为基准货币。当时的社会精英从货币主导权旁落的角度提出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但未能阻挡东西方贸易交往的国际形势下货币形式的自然选择。白银货币的被动供给为明清社会带来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     

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本文从世界货币职能的视角,考察明代货币结构的变化和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明代货币结构从单一的宝钞制度恢复到钱钞并用,最后形成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和主导的银钱复合货币体系,是西方势力东来、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发展使中国被动迈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促成的。白银的世界货币性质使得纳入全球一体格局的明朝将白银内化为基准货币。当时的社会精英从货币主导权旁落的角度提出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但未能阻挡东西方贸易交往的国际形势下货币形式的自然选择。白银货币的被动供给为明清社会带来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     

浅谈抗战前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

民国政府成立后至抗战前,为了规范货币市场和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货币改革,废两改元,实行法币政策,终结了金属货币在中国占主导的历程,使中国的币制实现了近代化。     

外国金融资本与地方金融势力的兴起——以奉天官银号的设立为中心

日俄战争后,日本金融资本进入我国东北,试图掌控东北地区的货币发行权。面对日本的金融入侵,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资设立奉天官银号,铸造和发行小洋为主的金属铸币和小洋票,从而引发中日双方围绕东北货币发行权的较量。日本通过合资银行提案和横滨正金银行的竞争对官银号的设立和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干预,东北地方政府则与日本殖民势力进行了持续斗争。因此,近代东北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的设立和最初发展过程,也是日本金融资本、东北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业行会之间对货币发行权的争夺和博弈过程,并对清末和民国时期东北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日后军阀割据提供了经济基础。     

试论基础货币与中央银行的关系

一国政府授予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垄断发行权,使得中央银行的负债如同黄金白银被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其他银行的储备,随后政府持久性地取消了中央银行负债的可赎回性,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也就成为不可兑现的货币。本文先从货币发展史着手,分析了现行基础货币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和各商业银行的负债,再进一步讨论基础货币与中央银行的诸多关系。     

基准转移、结构嵌入与信用离散——近世货币变迁中的白银问题

元明以降,白银逐步成为举国上下的基准货币,深度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演进路径。围绕白银货币化至货币白银化的历史源起、动态过程、促动机理及影响评价等问题,学界存有广泛争议。本文认为在宋金元时期白银货币化向货币白银化的演进过程中,中国货币体系经历了“铜钱基准”的陵夷并转向“白银基准”的内在变动过程。宋金时期白银在“铜钱基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金元之际白银价值基准地位初步确立,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明代白银通过均则折纳、加耗、折价等形式成规模并结构性地嵌入贡赋体制,并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一道形成了难以逆转的货币白银化态势。对于中国以银为核心基准的近世货币结构而言,结合信用制度的角度可以看出,在西欧新兴国家信用日益聚合的趋势下,中国社会呈现出信用离散的特征。国家信用层级的缺失、金融技术与构架的迟滞及称量银本身所致的信用外在化、记账单位的紊乱是其最明显的表征,中西方金融体制在信用层面发生日益显见的分流。     

市场结构、银行行为与1921—1937年上海物价波动——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中心的分析

大萧条前夕中国经济表现优于西方国家,但关于市场和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有争议。本文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中心考察自由银行体系的运作及法币改革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在竞争性货币体系下,中行沪行作为发行的银行恪守谨慎发行、按金融季节调整的发行政策;作为商业性银行极其注重信贷业务,放贷谨慎又不失灵活性;通过银行同业公会发行公单救济陷入危机的银行,发挥银行之银行的作用。在经济稳定时期,中行沪行根据金融季节调整兑换券发行以满足市场流动性需求,保持上海物价稳定;在大萧条前夕,面对白银内流通货膨胀,主动减少兑换券发行;在白银风潮时期,面对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主动增加兑换券发行以平抑物价波动。但法币改革后中行沪行兑换券发行刚性增长,信贷规模膨胀,导致物价水平快速上升,虽然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增长,但却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货币制度的种子。本文证明自由银行体系的金融稳定器功能,为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提供了一个中国的历史例证。     

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重新解释了1930年代早期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对中国经济和币制改革的影响。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根据商品本位下的自由银行模式来理解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认为自由银行制度保证了中国充裕的货币供给,由此避免了国际经济衰退向国内蔓延。本文认为,这一解释在美国白银收购政策之前是成立的,然而白银收购政策导致了中国白银流出以及汇率升值,引起了中国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并最终迫使中国放弃了银本位。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史为大萧条原因的研究提供了"自然试验场",它进一步验证了货币因素在导致大萧条加深和蔓延过程中的作用,这为当前货币当局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提供了经验教训,也提示我们本币快速升值导致的潜在风险——这对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

本文重新解释了1930年代早期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对中国经济和币制改革的影响。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根据商品本位下的自由银行模式来理解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认为自由银行制度保证了中国充裕的货币供给,由此避免了国际经济衰退向国内蔓延。本文认为,这一解释在美国白银收购政策之前是成立的,然而白银收购政策导致了中国白银流出以及汇率升值,引起了中国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并最终迫使中国放弃了银本位。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史为大萧条原因的研究提供了自然试验场,它进一步验证了货币因素在导致大萧条加深和蔓延过程中的作用,这为当前货币当局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提供了经验教训,也提示我们本币快速升值导致的潜在风险——这对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银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近代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银元为考察对象,力图展现外国银元在近代中国的港口、城镇、农村三个不同市场层级以及东南沿海、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地区等不同区域的流通情形,其与国际大宗贸易的相关性及其对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政治、外交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明代以及清前期白银（条银、银锭）的流通研究,已有十分丰硕的成果,但鲜有涉及外国银元在中国不同市场层级的流通情形。并非外国银元不如银条重要,实际上银元是金属货币走向信用货币的重要过渡。因而关于近代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银元这一议题,仍有巨大的讨论空间。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统一——以整理地钞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末民初之后,四川货币制度日趋混乱,经济民生深受其害。为统一币制,刘湘曾于1934年初设立四川地方银行,发行地钞。但不到一年,地钞就因滥发而濒临崩溃。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对四川的初步控制后,即对四川币制进行了整理和改革。通过收销以地钞为主的杂劣货币,结束了四川币制的长期紊乱局面,实现了币制统一。整理地钞,不仅是国民政府对四川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战前国民政府整理地方币制的一次颇为成功的案例,它为四川金融稳定、经济复苏,并成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现了互利共赢的结果,为其他各省整理币制树立了典范。     

变革视野下的货币转型——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自宋至明时期,中国的货币流通史接连经历了“铜钱时代”“纸币时代”“白银时代”三大阶段。货币转型背后是时代的变革,尤其是宋至明时期国家立国形态、社会经济结构、财政货币制度等方面俱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深度影响,乃至决定着货币制度、流通的演化路径。明代货币白银化便体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