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北大核心

从明代中叶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货币制度中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文章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主导,其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进而导致中国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随之而来的战争及通货膨胀则对政府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近代货币制度僵化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从外部看无疑是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和财富掠夺,那么,这种侵略和掠夺在金融领域是如何发生的呢？从内部看,中国缺乏货币制度的创新,当西方国家纷纷实行金本位制时,中国却抱残守缺,固守300多年的银本位制而不变。本文用比价分析法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出口商品贸易额进行了折算。研究发现,     

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在金融中介得到发展、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制度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的外生性是非常明显的,即货币并不由经济总量所决定。明朝的白银进口,是市场对以往货币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这一阶段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但因为货币是外生的,白银的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国际贸易(包括鸦片)逆差和白银外流,使纸币的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至清末,由市场主导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渐渐发展,并有寻求有效制度支撑的迹象;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的前景仍然是可能的历史选择。本文还利用计量模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     

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金融中介得到发展、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制度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的外生性是非常明显的,即货币并不由经济总量所决定。明朝的白银进口,是市场对以往货币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这一阶段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但因为货币是外生的,白银的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国际贸易(包括鸦片)逆差和白银外流,使纸币的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至清末,由市场主导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渐渐发展,并有寻求有效制度支撑的迹象;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的前景仍然是可能的历史选择。本文还利用计量模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     

白银短缺与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

近代上海是在白银通货短缺的货币环境中崛起的,以往研究较少关注上海崛起的货币因素。本文以白银通货为中心线索,论述了上海开埠初期“以货易货”的外贸交易制度,使得上海不仅成为丝茶等土货出口的集散地,也成为棉布等洋货进口的集散地。以上海钱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信用体系,缓解了白银短缺对于贸易扩展的阻碍,同时使得进出口商品在上海的集散得到进一步强化,使得上海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外贸总汇”之地。     

论汇丰银行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变革

在近代中国100多年金融制度的变革中,汇丰银行在客观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成立和发展壮大突破了原有金融体制的约束,成为近代中国多元化金融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依赖洋行、钱庄和买办等中介组织和个人,建立了中外贸易间接融资体制;积极介入权益角逐,垄断近代中国的内外债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的变革体现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特征,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既要看到汇丰银行唯利是图的本性,也要具体分析其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革中的客观作用。     

论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中的货物本位思想

货物本位是中国近代货币理论史上的一股重要思潮。探讨这种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其理论得失,考察其客观社会效果,不仅有理论研究价值,而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中国近代货物本位思想的滥觞是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1912年12月,孙中山发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主张在中国实行纸币制度:“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作为理论依据,他认为货币从实物形态发展到金银贵金属,进而再演变为纸币,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金银本身有价值,而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因此后者必须有被代表的货物,才能防止发行中的流弊。1919年,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之一》     

近代中国长江上游地区的商业信用票据:以巴县与江津为例

至少从清代中叶开始,长江上游地区商人之间从事银钱借贷或者赊货交易,均以商业本票或商业汇票为信用媒介进行支付。这两类商业票据是以商人或商号为信用载体,并在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内流通的有价凭证,贯穿于近代商人之间的非现金交易、相互存款、贷款与再流转的来往过程。本文证明,以非正规金融为主的近代区域性商业票据之产生机制、基本特征与运作机制,与现代正规金融有异曲同工之处。     

引进与调适:近代中国营业税之课税标准及其争议

近代西方各国营业税制度并非单一固定模式,其课税标准有不同类型,亦有许多变化。中国引进西方营业税制度以后,中央和地方设定的课税标准以营业额为主,辅之以资本额或收益额,并随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和调适。在营业税立法和征收过程中,各界对采用何种课税标准以及营业税与所得税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制度选择及营业税的性质。近代中国营业税具有明显的间接税性质,但因极少数行业采用了收益额课税标准,故又有一些直接税的色彩,并非照搬西方国家的某种模式,而是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有所创革,力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某种利益的均衡。     

论立法变革对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影响

从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历经近40年,伴随着立法变革的整个过程,职能逐渐趋于完善.从仅在某些银行条例的部分具体条文中体现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进步到专门的中央银行行政法规,再到<中央银行法>单行法的制定以及随后具体的行政配套实施办法,本文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中央银行发展的轨迹:由复合式向单一式的演变、三大基本职能的逐步完善、缺乏独立性以及法规实施的滞后性.中央银行的这些特点对其职能的发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桑基鱼塘与珠三角近代经济变革潮流

本文论述桑基鱼塘是在海洋文化影响和人口压力下出现的一种生态农业，由它引发的蚕丝业成为珠三角的支柱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它在珠江三角洲经济近代化变革中起到龙头带动的作用。     

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

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前,称量银已在明中叶的中国社会渐成广泛流通之势,这首先应归因于国家货币制度和祖例政策的接连失败,但其背后有着显见的市场机制。正统中后期,在经历了之前政府的大力救钞举措后,宝钞在低值层面稍有起色,但正景之际的政治变乱严重冲击了宝钞体制。与此同时,铜钱与实物货币实际并主要支撑着基层的市场交易。然而,明廷囿于祖宗成例依然限制并打压铜钱,国家认可的制度性货币逐步陷于真空状态。随着商业的恢复和市场的拓展,长期通货紧缩的局面无法避免。面对市场上通货不足的局面,国家与市场俱做出了反应。国家救市的做法为:先解禁铜钱,而后整顿钱钞法,禁止私铸,乃至不断重开铸局,却连连受挫。市场的反应则步步先于国家:民间挑拣私铸之风很早兴起,物价逐步抬升,继而私铸钱泛滥成灾、难以禁治。劣币竞择的格雷欣法则现象在景泰至嘉靖时期的中国社会达到了极致性的呈现。最终,源于民间的稳定通货白银因需求进入市场,形成良币驱逐劣币之势。行钱地区多出现银进钱退的现象,但并未完全替代铜钱;未行钱地区,白银及多种实物货币充斥。货币流通在地域上依然呈现分割化、细碎化等欠深度整合特点。     

压力与变革:中国咨询业的发展之路

咨询业,作为一个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外经贸合作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从最初的洋咨询登陆开始,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趋强的发展过程。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中,正视当前咨询业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分析其发展之路,对于促进咨询业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幼稚向成熟蜕变中国咨询业的前世今生曾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对一个具备一定资产规模的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可靠的智囊团为其经营运     

信用危机:中国经济发展的败血症

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是鑫福海工贸集团投资2.7亿元建设的一座可容纳2700多个摊位,集服装加工、研究、贸易、居住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贸城。商贸城1996年12月打出招商广告称,商贸城商贸区设中央空调系统,夏季温度控制在22—24摄氏度;设电子大屏幕,电视监控系统;有七处人行走梯;商城交通十分发达,2路、17路、377路等公共汽车经过。广告还承诺:经有关部门批准,大红门商贸城建成后,大红门地区果园范围内的所有简易临时市场全部关闭,并将对来京务工经商人员实行总量控制。同时,鑫福海工贸集团在发给投资商户的“摊位登记证”上承诺:持证的商户有     

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近代中国的长期视角

本文使用近代中国抗日战争之前的年度数据(1871—1936年),以长期视角研究了上海股市的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在银本位下的温和通胀环境中,上海股市的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当通货膨胀预期提高时,股市不仅实际收益在下降,甚至名义收益也在下降。在高通胀环境中,尽管股市名义收益随通货膨胀而提高,但是实际收益下降幅度更大。与费雪效应的主张相反,近代中国的上海股市并没有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的功能。     

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一批有识之士掀起经世致用思潮,试图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这一思潮,以救世济时、为中心,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倡导学习西方,对社会现进行批判,提倡改革弊政。近代经世思想及其学术学风的导向,为有识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底蕴,对西学的引进和传入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经世致用思想本身所固有的功利性和短视性的局限,决定了它最终不可能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引导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一条御侮自强、救国救民之道。     

论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防弊与信用保证制度变革

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舞弊案件的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现一个高峰期,根本原因在于传统银行业信用保证制度生硬乏变。传统信用保证制度,以个人信用保证为基础,存在着保证人责任过大、舞弊赔偿没有保障等弊端。从取径西洋到变革传统信用保证办法,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信用保证制度变革主要采取信用保险和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中国第一信用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银行通过投保信用保险,达到职业信用保证效用。“特种现金保证办法”则以信用保证金为主要内容,是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自行保证方法。但以“特种现金保证办法”为主要内容的信用制度变革,最后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否定而未能在全国广泛推广。     

容闳与中国近代政治

容闳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由于容闳一生的追求和主要成就是促成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因此又有"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