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改革后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与国资监管体制的完善

分类改革是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通过其内部的治理机制和外部的国资监管体制的完善进行。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管理模式、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主要是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进行层级管理;治理结构应该根据不同类型国有企业进行选择;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应当市场化。国资采取分类监管的方式进行,并通过立法进行保障。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推进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是深化国资改革,推进分类治理,从而促进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中央《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标志着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进入具体推进阶段,但仅给出了方向性指导意见,在具体操作中仍面临较多问题。该文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依据出发,在综合国内外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主三辅"分类维度,并按照一定标准将各维度进行量化赋值,增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现实推进。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研究

国有企业是改革的中心环节.首先,从一般性与异质性的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定位与功能的重新认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要求和统筹兼顾与重点推进现实性五个方面,论述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次,从分类改革动因、主要分类标准、目标功能确定、分类监管模式出发,概述国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实践及其启示.再次,从探索现状、理论基础、三力模型、基本分类、改革内容和遵循原则方面,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基本框架.最后,提出要处理好绝对和相对、动态和静态、体系和要素、垄断和竞争以及分类和分层等五个方面的关系,以确保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顺利实施.     

功能类国有企业的效用、困境与监督治理

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决定了党的执政经济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坚持和加强.当前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过程中,功能类国有企业作为在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尚未被清晰界定的一种类型,体现出了国有企业在政治效用与经济效用以外的工具效用.功能类国有企业最典型的形态为各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相关访谈调研等实证研究发现,功能类国有企业嵌入在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之中,延展了政府的行政能力,成为政府组织化治理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功能类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组织身份困境和人员身份困境使之能够规避既有监管规则,并将廉政风险传导进政府治理体系之中.正视功能类国有企业的效用与风险,需明确其属于公共组织的身份,将之纳入公共权力监督体系,并进而通过"行政+市场+党建"联动机制构建起功能类国有企业有效监管的系统方案.     

中国国有企业重新分类及改革研究

<正>1978年以来,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如扩权让利等,近年来,政府又进行了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试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有所好转,但仍然未能得到根本的转变。其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最关键的是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存在认识和理论上的误区,主要表现为:①认为“国有独资公司”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形式,其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②认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可以实行股份制;③认为国有企业都能做到“政企业分开”。事实上,这些认识误区严重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必要对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分析,对国有企业重新进行分类,以指导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遏制上市公司复制国有企业体制

一些上市公司在经营观念、治理结构、权力配置与决策模式、经营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方面正在复制国有企业体制;政府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自组织机制”没有生成,是上市公司复制国有企业体制的原因。遏制上市公司复制国有企业体制,必须加快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市场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以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模式改造或重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本源和路径选择

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原因不是产权不平等而是国有企业的性质不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政府。我国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是多样的,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设计出以功能分类为基础,涵盖国有企业实现形式、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内容的全面改革路径。     

专业化功能定位与竞争类国有企业投资羊群行为——基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传统二元制功能定位要求所有国有企业都承担社会性与盈利性并举的功能,而分类改革则秉持因类制宜的制度逻辑,鼓励并引导不同类别国有企业专注于各自适宜的功能定位,使得国有企业功能定位自此呈现出专业化特征。为此,文章以分类改革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与传统二元制功能定位相比,改革后的专业化功能定位对竞争类国有企业投资羊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化功能定位显著抑制了竞争类国有企业投资羊群行为,这种抑制效应在行业产品市场竞争更弱和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更加明显。其中,改善委托代理问题和促进经理人才能发挥是这种抑制效应的主要影响路径。此外,专业化功能定位还提高了竞争类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投资水平对企业经济业绩的边际贡献在分类改革后显著提升。文章从功能定位专业化视角揭示了分类改革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化解因投资羊群行为引致的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目标模式探讨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明确清晰的改革思路是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对国有企业进行行业布局调整,划分企业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区别对待的分类改革模式。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界定:从理论到实践

公司治理主体是与公司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种客观存在,是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行的基础.根据波特的五种竞争力模型和德鲁克的企业目标理论,我们能够得出结论:1＜公司治理主体W＜利益相关者的集合U.从西方国有企业治理主体安排的实践来看,国企治理主体的安排并没有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安排必须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和使命,包括国家、经营者、员工和全体公民在内的所有者共同治理是其现实选择.     

技术嵌入、价值倾向与算法分类治理

算法治理是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前沿议题。已有研究视算法为同质化对象，试图总结其一般性发展应用规律以探索普适性治理理论，却忽略了差异多元的算法属性。文章从技术嵌入、价值倾向两个维度提出了理解算法治理属性的新视角，分别聚焦算法技术实现过程中与所处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和程度、算法业态应用过程中是否涉及价值目标选择及程度。文章提出匹配不同类型算法治理属性的控制式、合作式、认证式、评估式四种治理模式，并以检查监测、自然搜索排序、犯罪风险评估、个人信用评级四类算法的治理方案为例，证实了算法分类治理框架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算法治理属性的二维解构及其算法分类治理理论框架，助益于算法治理实践的改革进程。     

论国有企业改革的分类与分流

由于缺少应有的理论指导,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绝对成功。"摸着石头过河"搞国有企业改革是不行的,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客观决定国有企业改革是不能成功的。当前,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进一步做出竞争性企业与非竞争性企业的分类应是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的最重要内容。之后,开创并稳步地推进分流改革,将现有的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全部制度演化为公营企业。而开创性地分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公营企业改革将是积极、能动地高度理性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最重要举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有必要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地区一样地规范设立公营企业。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司内部治理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些国有企业也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但股权结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构成及运行机制等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是困扰目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公司内部治理的基本概念,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在“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三者间构建了一个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从董事会治理模式、董事会构成以及董事会信息共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和决策机制等方面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企业内部治理进行了探讨,力图为国有企业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

本文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角度分析了公司治理的内容 ,提出“所有者在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所在 ,是公司治理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实质上是公司治理问题内外因两方面的内容。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分析

公司治理结构是当前我国关于企业改革理论中的热点,原因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安排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与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在我国的企业改革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制度的核心步骤。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很多问题。本首先讨论公司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进而分析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最后提出国企治理结构的改革演进方向。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监管问询——来自内部治理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组织治理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一种新型治理方式。文章以沪深两市2015-2019年发放的内部治理问询函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国企党组织治理对监管问询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能有效降低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的概率和次数,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的。文章排除了国有企业俘获交易所官员和交易所弱化对国有企业监管问询这两种替代性解释。异质性分析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可以减少股东会治理问题、董事会治理问题和经理层治理问题等类型的监管问询。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减少监管问询的作用在讨论前置实施后和高管晋升预期高的样本中更加显著,且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会导致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下降。文章的研究丰富了监管问询的相关研究,拓展了中国式监管问询的治理因素。同时,文章检验了国企党组织治理的积极作用,为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与启示。     

国有企业目标调整与分类改革

由于历史体制的原因,国有企业同时承担了利润目标和非利润目标,双重目标的存在以及国家监管不力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率遭受的破坏和侵蚀是持续的。这表现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地萎缩。因此解决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困境的关键是实现国有企业目标的单一化,把传统国有企业分为两类:国营企业和国资企业,实行分类改革。     

论国资委与国有企业的功能分化与目标定位

现有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政策、法律及实践定位互相矛盾、含混不清,导致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无法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国有企业绩效无法充分实现,现有绩效遭到质疑否定。改变现状的可行路径是通过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化,实现分类改革,不同类型的机构和企业确定不同的目标定位。     

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机制的探讨

本文根据财务监督机制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国有(控股)企业财务监督现状的分析，得出国企内部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直接监督经营者财务的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导致国企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外部证券市场又未充分发育难以形成对国企财务的间接监督机制。因此，本文认为，理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机制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