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R&D经费投入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的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的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恶劣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进而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而后者往往制度环境较为恶劣,制度风险比较突出。本文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对中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我国采矿业战略资源的角度出发,分析能源消费总量、能源进口量及东道国国民收入对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东道国国民收入与其正相关,其中东道国国民收入影响最大,同时能源进口量与其负相关,说明我国采矿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替代型而非贸易互补型.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壁垒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东道国与企业的利益博弈模型

海外投资壁垒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遭遇海外投资壁垒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东道国与企业的利益博弈模型,对海外投资壁垒产生的原因、严厉程度以及企业强化利益分享对东道国设置投资壁垒的影响进行研究。最后,本文结合博弈模型的相关结论,就我国企业如何应对海外投资壁垒提出政策建议。     

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微观层面中国企业数据,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水平并不能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汇率水平带来的"财富效应"与"成本效应"对中国企业是相互抵消的。同时,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波动反而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显著的风险偏好特点。另外,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会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FDI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

选取35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市场、双边贸易、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但两者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同时,我国对出口及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也较为敏感。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我国呈负弹性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少。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文章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特点及其成因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环境因素。文章在对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韩国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环境。因此,必须准确定位投资类型,加强事前研究并接受适当的前期辅导,以便进行风险预判,防范可能遭遇的投资风险。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基于“亚非拉”国家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56个亚非拉国家为样本,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分别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东道国基础设施和资源、东道国治理基础3个层面分析其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耗、劳动力资源、市场法治程度、政府效率和双边贸易关系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影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东道国基础设施情况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缺乏显著性。     

东道国不确定性与中国ODI二元边际: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关于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文章将东道国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不确定性对中国ODI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其次,不确定性对ODI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和在东道国不确定性大于中国的国家更明显;最后,引入营商环境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东道国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 32个国家 (地区 )为样本 ,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 ,分析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 ,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结果表明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 ,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流动的趋势。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流量和区位分布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和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引力模型求出样本国家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系数 ,并用引力系数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     

直接投资进入中的产业壁垒及我们的对策

<正> 绕过传统国际贸易活动中由东道国所设置的贸易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是我国近期有相当经济实力企业面向海外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然而在这种初步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的实业家们往往在重视了东道国依国境或关境而形成的种种环境性障碍的同时,却忽视了在跨国直接生产经营活动中同时还存在着东道国内部的,依投资目标市场或行业而形成的各种产业经营障碍,或更确切地说,就是可能大大阻碍我国     

东道国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研究东道国执政党换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存在的政治条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障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路径。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发展假设,运用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和107个国家执政党换届及政权体制的信息,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执政党换届显著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东道国执政党换届对直接投资的负作用在西方民主化程度高、法治水平较高和否决者制衡较弱的东道国更显著。文章首次为探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分析结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国际企业经营》讲座 第六讲 第三世界国家与国际企业经营

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日益趋向于国际化。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固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大力引进外资,以发展民族经济。但近期以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参加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一来,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了跨国公司从事国际性生产和投资的东道国,出现了第三世界东道国与国际企业之间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也出现了同样的关系。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