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意识形态的约制和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整国家的信访维稳战略,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由此,通过谋利型上访这一概念的建构,不仅可以更为真切地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迁,而且能够深化对信访制度的理解,进而来检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的成效。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从维权抗争到以权抗争：农民上访行为的逻辑变迁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安全保障,在失去土地后,农民不但失去了心中的“神”,生活安全也受到威胁。资本下乡能够促进农业现代化,但未必能够实现农村与农民收入的现代化。“以权抗争”的出现,表明农民的对土地权利有着清晰的认识,以及土地对他们的重要性。在这起上访事件中,农民不但借助新的博弈方式,也形成新的聚合因素,那就是土地权利。城乡分化加剧,城市化的步伐也在加快,资本下乡能否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还是个未知数。但现行土地制度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也却是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     

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的生成机理及有效治理——以农村社会治理为视角

农村谋利型上访一直是维权问题方面的热点之一。一些地方谋利型上访案件数量的增长,背后的原因有许多,上访者心态存有问题,少数生活在基层的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权益被侵犯却得不到相应的救济,但根本原因是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治理的治理模式混乱,没有走向法治化的轨道。文章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角度,分析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与农村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解决对策。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基于七家国有企业的调研

文章以"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为基本思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将国有企业基于目标和功能划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合理)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并实际走访调研七家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探索目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调研企业普遍认可国有企业分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虽然三种类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社会功能的性质存在显著差异,其公司治理机制设计却没有因"类"制宜。文章因此以调研结果为基础,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提出了国有企业未来可行的改革方向和治理机制设计方案。     

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基于鄂中G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考察和归纳了农民农田水利上访的两种类型：以个体为主的“纠纷延伸型”上访和以群体为主的“干旱求援型”上访。接着,作者对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上访的心理文化机制,而由政权“悬浮”和市场“困局”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农田水利恶化是上访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最后,作者针对目前学界的农民上访研究进行了扩展性讨论,认为农民上访研究应该适时地从“抽象”的上访研究向“具体”的、类型化的上访研究转化。     

技术嵌入、价值倾向与算法分类治理

算法治理是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前沿议题。已有研究视算法为同质化对象,试图总结其一般性发展应用规律以探索普适性治理理论,却忽略了差异多元的算法属性。文章从技术嵌入、价值倾向两个维度提出了理解算法治理属性的新视角,分别聚焦算法技术实现过程中与所处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和程度、算法业态应用过程中是否涉及价值目标选择及程度。文章提出匹配不同类型算法治理属性的控制式、合作式、认证式、评估式四种治理模式,并以检查监测、自然搜索排序、犯罪风险评估、个人信用评级四类算法的治理方案为例,证实了算法分类治理框架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算法治理属性的二维解构及其算法分类治理理论框架,助益于算法治理实践的改革进程。     

分类改革后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与国资监管体制的完善

分类改革是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通过其内部的治理机制和外部的国资监管体制的完善进行。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管理模式、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主要是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进行层级管理;治理结构应该根据不同类型国有企业进行选择;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应当市场化。国资采取分类监管的方式进行,并通过立法进行保障。     

完善我国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模式的思考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模式不完善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是阻碍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尽快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模式,才能使其适应市场的变化和竞争的要求。     

论股权分置的本质、缺陷及其治理

分析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产权差异与利益分配格局差异,是正确理解股权分置本质的前提。资本利得收益权是流通股股东独享权利,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创新点．并通过分析指出该项权利是流通股股东的核心利益所在。股权分置的根本缺陷在于交易成本畸高。股权分置仅仅是股市下跌的原因之一,流通股股东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才是股市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只有在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才能有公平合理的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质是产权博弈。     

国有企业新型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及改革探析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一直是改革的重点之一。随着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这一问题从形式上可以说已经得到解决。然而,2004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充分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在国企中还未真正确立,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国有公司治理低效的根源是产权问题,因此,只有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的研究

会计最基本的工作是提供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合影响市场的运作、有限资源的配置、以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等等。近几年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否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有着直接的深层影响。     

管理者信心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变更的经验证据

及时更换不称职的管理者是公司治理制度有效的重要标志。文章以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公司治理参与主体的心理因素,管理者信心对其职位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自信程度与因公司业绩欠佳导致的离职显著负相关,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当公司所在地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时,自信程度愈高的管理者愈可规避因业绩欠佳带来的离职风险。     

网络购物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新型的购物模式已经为广大的消费者所接受.网络购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也增加了消费者购物的风险,容易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对网络购物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之后,详细分析了网络购物中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和求偿权受到侵犯的现状,最后提出完善我国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措施,以期望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应有的保护,促进我国网络购物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基于公司视角的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尝试利用世界银行的调查问卷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指标进行了测定,研究了基于公司视角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治理、公司绩效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且在不同行业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投资者保护的二级指标"独立性"和"经理责任"分别与董事会规模显著正相关,表明加强董事会建设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的投资者保护效果;二级指标"公平性"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表明股权集中不利于公司治理对全体股东的公平对待。实证分析同时提供了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相反证据,一方面表明投资者保护(表现为公平性指标)有利于促进公司绩效(表现为托宾Q值)提高,另一方面表明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短期经营绩效之间存在复杂影响因素,需要综合考虑公司内外部环境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并应增加时间序列的数据分析。     

产权契约与家族企业治理

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的结合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传统家庭生产组织功能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业化拓展和规模化经营.有企业就会涉及产权和契约.从"家庭"的契约性质出发,分析了产权契约与家族企业所有权变迁,认为最优的企业产权契约必然是一个既是非人力资本拥有者的资本家, 又是有经营能力的企业家, 二者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