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三个问题——基于德清、南海、文昌实施办法的规范分析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开展一年以来,成效初显,但也普遍存在土地所有权行使机制不顺、入市范围缺乏制度保障、调整入市中各方主体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保障不明确等突出问题。建议:增强各项改革试点之间的协同性,在明确"农民集体"法律地位的基础上,结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机制;结合征地制度改革,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的负面清单管理尽量扩展入市范围;理顺调整入市的法律关系,在适当扩展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权限范围的基础上,对收回程序和补偿等做出详细规定。     

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思路探索

现行的征地制度在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征地使农用地特别是耕地面积过快增加,征用土地引发大量纠纷和冲突,征地成本低廉和对集体土地用途与交易的限制造成建设用地管理使用粗放等。因此,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其着力点是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着力解决征地补偿标准过低问题,确保被征地农民得到足够的补偿,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实践路径与主体定位

为了解决农民集体对外行使集体所有权难题,地方实践和学界探索出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等同并进行法人化构造、将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以土地用益物权出资成立法人等路径。但是,这些做法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被流转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被虚化的危险,应当明确农民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不宜对其进行法人化改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作为特别法人,其特别之处在于其法人属性的动态性与灵活性。前者基于独立经营对外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其具体法人类型可以分地域分时期灵活选择;后者基于对内管理服务代表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其法人属性依其履行职能需要而确定。     

从法律上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办法

正对现行《农村土地管理法》提出修改建议,一是严格规定政府的征地行为只限于公益性用地范围;二是允许城市的土地保留集体所有权;三是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农民行使所有权,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的缺失与完善——以法教义学的分析为视角

研究目的:完善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研究方法:逻辑分析和规范分析。研究结果: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的完善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但无论是立法还是实践,其程序都存在严重缺失。为此,从程序建构的视角,应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的组织形式,重塑并完善集体行使程序。研究结论: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是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需要。     

建立新型土地征用制度的构想

在剖析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弊端的基础上,对如何构建新型土地征用制度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并从规范国家土地征用权行使、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探索土地补偿费生成的科学机制、合理确定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征地程序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新型征地制度的构想。     

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主体的实践样态与规范解释

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主体的理论研究与地方实践,存在将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三者等同混用的情形,其根源在于对农民集体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认识不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的主体混同,既是政策和法律变迁中本土概念与现代产权话语脱节的历史产物,又是解决农民集体无法独立行使所有权的无奈选择。但是,将二者等同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并进行法人化改造的探索,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法人责任财产被转让的风险。如果禁止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法人的责任财产,则会违反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的《公司法》规定。因此,农民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不宜直接进行法人化改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主体,不能被认定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但作为特别法人可基于独立经营对外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与“回归”

当前我国的土地改革已陷入瓶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化",具体表现为:在实践中,农民对土地所有权认识模糊,大多数集体土地所有权没有登记,行政权力严重侵蚀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应变革现行土地政策,恢复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权能,真正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有两种实现路径:第一,收取土地承包经营费,第二,建立新型统一经营模式。     

二元模糊农地产权：农民失地的根源

中国农地产权主体模糊,权能不清,尤其是涉及到农业用途时,农民享有所有权,而涉及到非农用途时,国家享有所有权,地方政府代替国家行使这种权利。农地产权的这种二元模糊属性为地方政府越权征地、过分掠夺提供了制度激励。而要解决农民失地问题,不仅涉及到农地产权自身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集体土地所有权研究路径评析

研究目的：对法律效果差异显著的三条集体土地所有权研究路径进行比较分析,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理论路径,助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研究方法：规范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法研究。研究结果：集体土地所有权已经具备所有权的核心要素,单独所有权路径契合其实践制度的发展;总有权路径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解释力有限、法律技术层面更加复杂,并且能够被单独所有权路径替代;做虚所有权路径欠缺正当性。研究结论：应当沿循单独所有权研究路径,巩固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理论,完善农民集体组织的法律制度,继续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主客体制度改革。     

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能否被有效替代已经成为农地能否健康有序流转的关键所在。文章选取安徽省芜湖市为研究案例区,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开展田野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较强,63%的农户期待转出农地。(2)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有一定影响:劳动承载力功能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转出农地;农地的价值功能替代程度越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当今农地的养老功能替代程度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没有显著直接影响。为促进农地合理流转、最大限度保护农户利益,应健全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尤其增强新农保的保障能力,消除农户在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推动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强职业培训,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浅析如何提升农业科研院所人事档案管理效能

[目的]家庭农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进一步研究粮食类家庭农场培育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培育对策和建议,对于确保粮食安全和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以山东省齐河县、肥城市、寿光市、安丘市、即墨市、莱州市的粮食类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研,然后运用描述统计、均值分析、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粮食类家庭农场的经营现状及其成立和经营的影响因素.[结果]分别对应家庭农场成立和家庭农场经营等2个因变量,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P值均为0.000,说明模型能够有效反映影响因素对家庭农场的成立存在显著的影响,有效反映影响因素对家庭农场的经营存在显著的影响;Durbin-Watson值分别为2.292、2.156,均介于1~3之间,说明回归模型残差独立,回归模型有效.[结论](1)社会化服务已经不再是培育家庭农场的障碍,农场主可以容易地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生产过程服务,从劳务市场雇佣劳动者以及将农产品销售出去;(2)农场主和劳动雇工、资金及土地是培育家庭农场的主要影响因素;(3)产业带动对家庭农场的培育影响不显著;(4)基础设施对家庭农场的成立存在一定影响.     

坚持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大方向——评析土地私有化的四个错误观点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统分结合”发展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客观评析了主张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的四个错误观点:评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的观点,认为法律对土地集体所有权作出了非常清晰的界定;评析了“土地私有制是农村土地改革方向”的观点,认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通过永久性地固化原有的家庭土地承包关系来搞农村土地私有化,无视和否定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应注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思想;评析了“农村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更为富裕”的观点,认为私有土地的自由买卖并不能使农民实现权利与结果的公平,绝大多数农民也不可能通过农村土地私有化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富共享;评析了“‘一田两主’制度是农村土地改革有效途径”的观点,认为这一论断是通过实际架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来变相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     

‘Because of poverty,we had to come together’: collective action for improved food security in rural Kenya and Uganda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ast African smallholder systems is notoriously low and food production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soil degradation, decreasing land availability, poor market integration, disease burdens and climate change impacts. However, recent evidence from an in-depth study from two sites in Kenya and Uganda shows signs of new social dynamics as a response to these multiple stresso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mergence of local social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which particularly women farmers organize themselves. Although previous research on collective action has largely focused on common-pool resource management, we argue that collective action is one potential pathway to livelihood and sustainability improvements also in a setting of private land ownership. Trust building, awareness raising and actions to improve livelihood security through risk sharing and pooling of labour and other limited assets have given people more time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diversification, preventative activities, experimenta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It thereby strengthens farmers’ capacity to cope with and adapt to change, as well as contributes to the agency at the local level.     

广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收入问题研究——基于广东省佛山、韶关等6市的调研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大量农村土地被转化为国有土地,这对农民收入方式与来源造成较大影响。文章在对广东省主要农业县失地农民收入的调查研究基础,利用文献与系统分析法,对广东省失地农民失地前后收入来源与收入额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前农民收入主要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而失地后农民收入来源主要通过就业、土地补偿及社会保障等。从总收入额度来看,失地后农民年总收入额较失地前有了一定提升,但由于受到消费成本增加、进城务工难度大等原因,这种收入存在暂时性与不稳定性。综合分析表明,导致失地农民收入不能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农民补偿利益受损、就业受阻、社会保障水平低及就业政策得不到落实等。因此,未来需要通过增加失地补偿、扩展多形式的财产性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性收入等方面来促进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收入的快速稳定增长,以保证他们生活可持续。     

我国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原生境保护区建设现状、问题及未来的思考

我国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面临着环境污染、人类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各类违法活动的侵蚀和破坏,建立原生境保护区是保护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对当前威胁我国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面临的四大因素(自然灾害、农业活动、经济发展、违法活动)的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现有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建设的法规政策体系以及保护区建设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保护区建设的几点建议。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保护区土地权属界定、保护区建设内容限定过窄、忽视保护区管理机构能力建设、对保护区周边农民权益保护不够。为了提高保护区建设工作,文章建议相关部门应该重视以下几个问题:统筹协调行业部门之间的权属差异,重视农业野生植物异位保存工作,修订完善保护区建设技术规范,兼顾保护区民众利益。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目的]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梳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变迁过程,并对"三权"各自的权能进行分析,针对现存集体所有权主体缺失、土地承包权权能混乱、土地经营权性质不清等问题解释其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方法]运用文献综述法、对比法对农村土地试行"三权分置"后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各自权能进行划分和界定,理顺三者关系。[结果](1)"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的进一步分解与细化,集体所有权被赋予更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能;(2)"三权分置"过程中承包地流转路径得到进一步强化,打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权"限制;(3)土地经营权的市场性功能与农户承包权的福利性功能同时增强,进一步减少土地对农民的束缚。[结论]"三权分置"是解决农地无人耕种、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合理界定"三权"的权能、理顺"三权"的经济学关系、破解法律制度障碍是"三权分置"的改革重点和方向。     

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研究进展及展望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政策虽然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但现有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区政策对于探索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对国外产权界定、市场交易、治理结构以及居民点建设进行阐释,再从我国宅基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制度障碍及改革着力点、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效果3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归纳总结。结果发现,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提升了农民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缓解了宅基地闲置、一户多宅和低效利用等问题,但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仍然以政府主导为主,缺乏考虑农民的利益诉求和保障机制。因此,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政策还应该针对农民的实际诉求,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保障机制,谨慎推进改革速度。     

“三权分置”下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与农地制度创新

"三权分置"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为提升农业经营效益提供了制度保障。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显示,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并未提升资本化耕种的农业经营收益,也难以提升村集体范围内农地产权正式转移的水平。农业经营体制在"统"的层面缺乏可操作性的产权制度方案,阻碍了农地产权设置在"分"的层面发挥出高效的制度效能。切实回应农地利用中实际耕者的地权诉求,解决农地细碎化、村集体内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过高、土地经营权配置不充分、土地经营权流转后的社会纠纷等问题,需要围绕农地高效利用,在"三权分置"下充分发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权能,以集体土地所有权统合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     

Power,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farmers’ land rights in China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conduct a three-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China’s rural land rights and the complex dynamic among political power, economic capital, and farmers’ rights during the past seventy years. First, the study takes a close look a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nature, scope, and ownership of land property in rural China during four significant time periods from 1949 to 2019. Second, it uses Ronald Coase’s theory on property rights in dissecting the four paradoxes and dilemmas in China’s rural land ownership, including the extent of clarity and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three rights system” (the rights to ownership, contracting and operation of land) and three stagnations in defining and exercising such three rights, the simultaneous shortage and waste of land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restrictions on land transactions and the requirement to protect collective property. With examples derived from selected evidence, the article documents how both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capital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deprive farmers’ land rights. It concludes wit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the problem of applying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to China’s reality,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definition, legal protection and policy parameters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