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否降低企业商业信用需求

以财税[2018]70号为契机，基于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16—2020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留抵退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机制检验表明，留抵退税可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其对于商业信用的需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经营活动现金流较低、融资能力较差、供应链企业议价能力较强、内部风险较高以及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留抵退税政策对上市公司商业信用需求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中国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两个关键机制；考虑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周期，相较于发酵期和去杠杆期，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处于债务危机早期和强化期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相较于非困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     

研发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200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估算并分解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研发补贴对企业整体TFP及构成TFP的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四个组成部分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没有显著促进整体TFP增长;从TFP的内在结构看,研发补贴显著促进前沿技术进步,显著抑制配置效率提升,没有显著影响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按企业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行业特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分组分析,发现研发补贴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处于激烈竞争市场中的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企业的前沿技术进步;显著降低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企业、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的配置效率.论文的研究结论对完善研发补贴政策、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一定启示.     

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金融科技的发展会对微观企业的纳税战略产生影响,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金融科技的发展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且上述影响在企业战略差异度较低、民营企业样本组中更为显著;对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现金持有水平和加大研发支出实现的;公司治理水平对金融科技与企业避税二者关系起调节作用,即公司治理水平强化了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避税行为提高了企业经营风险和降低了企业价值,而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对经营风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     

“前车之覆乃是后车之鉴”吗：家族企业盈余管理路径依赖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19年家族企业上市公司样本,探究家族企业前任高管与继任高管盈余管理决策的路径依赖特征。回归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及其分项操纵均存在路径依赖。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发现,家族二代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路径依赖程度较低,但酌量性费用操纵的路径依赖程度较高;继任高管海外经历能够抑制应计盈余管理和生产成本操纵的路径依赖程度。从正式制度视角研究发现,激烈行业竞争能够弱化应计盈余管理、生产成本操纵和经营现金流量操纵的路径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制度效率可以弱化生产成本操纵的路径依赖程度。传导机制检验发现,前任高管通过降低继任高管的战略变革程度,增加继任者盈余管理路径依赖程度。研究结论为监管与治理家族企业继任者盈余管理行为,优化家族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及继任者的选拔与培养提供了经验证据。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更是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政府实施的双创政策在客户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策略性创新之间没有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治理效率和提升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最终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面临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会更为显著。     

反垄断与企业去杠杆——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反垄断法》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01年-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反垄断与微观企业去杠杆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反垄断法》实施能够促进企业去杠杆,相对于竞争性企业,垄断性企业去杠杆可能性和去杠杆程度在《反垄断法》实施后显著提高;（2）《反垄断法》实施会降低企业的垄断程度,提高企业自身面临的风险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去杠杆可能性和去杠杆程度;（3）《反垄断法》对企业去杠杆的作用体现在企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显著下降。本文研究为评价中国反垄断的经济后果增添了新的证据,丰富了微观企业去杠杆领域的研究文献,也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反垄断监管和新一轮《反垄断法》的修订,提供重要参考信息和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吗——基于能力与意愿角度的分析

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并购可能性及并购规模越小,这一关系受融资约束、竞争程度影响;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主并方更不倾向于选择资本密集度较高、资产重置能力较低、周期性行业的目标方,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并购意愿和限制并购融资能力两种机制对企业并购决策产生影响.通过对并购溢价的检验发现抑制企业并购意愿机制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并购绩效.因此,政府应当增强执行力并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稳定性,创造和维持良好的并购环境,以降低企业在观望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损失,减少实施并购过程中的交易和整合风险.     

社会失信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加剧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欠佳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失信环境视角探讨了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社会失信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企业现金管理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战略差异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以2007-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企业竞争地位,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企业竞争地位能够削弱两者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增加了融资约束、企业风险及创新投资,进而导致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提高;企业战略差异提高了现金持有竞争效应,但竞争地位高的企业不显著。研究表明,企业战略差异是现金持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管理层制定现金持有策略、进行企业战略选择以获取竞争优势提供参考。     

引入非国有资本降低了国企的过度负债吗?

结合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杠杆”制度背景,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股权制衡度和股权多样性维度,研究非国有资本的引入能否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进而为国企高杠杆的治理提供可能路径。结果发现：非国有资本的引入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具体表现为：随着混改过程中引入非国有股东种类的增加以及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国企过度负债的可能性和程度降低。进一步区分中央和地方国企后发现：股权制衡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地方国企中,在中央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而股权多样性对过度负债的治理效应在中央和地方国企中均表现显著。在加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变量后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企委派高管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资本的引入显著提高了国企的债务融资成本,进而降低了国企的过度负债水平。研究结论拓展和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落实国企去杠杆政策要求提供了具体路径。     

美国货币政策、企业出口与杠杆增长差异

以2003-2016年上市企业出口和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美国货币宽松政策不仅对中国企业杠杆增长存在显著推动作用,而且对出口企业杠杆增长产生更大影响.原因在于,出口企业涉足国内外多个市场,拥有更稳定的现金流以及更广阔的融资市场来源,从而实现更大的杠杆增长.这一效应在出口收入更高、更加依赖长期债务融资、信贷收紧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更显著.面对美国2020年"量化宽松",一方面银行部门需警惕国内企业,尤其出口企业出现新一轮杠杆增长和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出口企业贸易结构转变增加出口企业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抵抗能力.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15年的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显著影响,银行业竞争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证实,银行业竞争与投资效率间的关系受企业异质性的影响,银行业竞争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从银行业竞争的宏观视角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效率,为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类的研究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拓展企业投资效率理论,也为中国金融制度安排提供一定的政策性指导。     

“结构性”去杠杆政策能否抑制企业金融化？

将去杠杆政策的实施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以2012—2019年国有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去杠杆政策会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占比,并显著作用于非科创型行业的企业,同时减弱了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2）引入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两大重要融资渠道的调节机制,可以证实政企关系和银企关系在去杠杆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程度影响中的弱化作用;（3）长期负债强化了去杠杆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助于去杠杆政策弱化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效应”     

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及第三方ESG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抵御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非国有企业履行ESG责任对企业风险的积极效应更加显著;东部地区的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更能抑制市场风险;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更能抑制财务风险。     

特许权价值、隐性保险和银行稳健性——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检验

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选取特许权价值、隐性保险、银行规模、政府监管、资本杠杆、经营杠杆和银行稳健性的度量指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并采用16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0～2011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特许权价值存在内生自律效应;隐性保险提供的范围涵盖各种商业银行,没有国有和非国有的差异;隐性保险削弱了特许权价值的内生自律效应;银行规模越大,稳健性越好;政府监管降低了银行风险,增强了银行稳健性;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杠杆和经营杠杆效应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能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吗——来自董事会投票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3~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代理其治理积极性，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升不仅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还能够显著降低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以及商誉减值的发生概率，即非国有董事通过"用手投票"积极治理有效抑制了国企并购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发挥抑制效应的影响路径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显著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董事"用手投票"的积极作用，提升国企并购效果提供了有益启示。     

市场约束、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银行数据的分析

基于１２家上市银行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探讨了市场约束、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约束中的价格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不显著,数量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成负相关;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间的关系非常显著,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良贷款率与竞争之间存在着一个倒Ｕ型的曲线关系。因此,加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实现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银行竞争,进一步加大利率改革,实现价格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作用,这些都将有利于银行风险承担的监控。对银行自身来说,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监控 好财务杠杆也有助于有银行自身风险承担的控制。     

大类资产配置在中国的应用——基于风险平价模型的实证研究

风险平价模型作为资产配置的分支,在国内应用仍然不够广泛,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大类资产对风险的定价仍不合理。通过跨越两轮经济中周期时间段分别构建由股债构成的简单风险平价模型以及加入商品后的风险平价模型,发现在收益率和股票类的情况下能够显著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率,并能够提升收益风险率。通过质押式回购一次加杠杆和完全加杠杆后的增厚收益组合,不仅能满足中国投资者的收益率需求,而且收益风险比相较不加杠杆的风险平价组合进一步提高。因此综合来看,尽管风险平价模型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在实际应用中应当引起管理人和投资者的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