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消费与绿色创新驱动：增量与提质能否兼得?

数字消费是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基于数字消费的“亲绿”特征,借助国家信息消费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消费能够有力推动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该结论通过工具变量法、排除企业绿色创新投机行为、异质性处理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对比发现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数量的驱动效应强于绿色创新质量。数字消费以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引领供给端绿色技术进步,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有利于强化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促进效果;在探究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约束性因素时得出,培育数字化软硬实力、塑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是下一步扩大数字消费政策效应的应有之义;此外,数字消费还存在空间溢出特征,在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最优辐射空间距离为100～200km。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智能制造何以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智能制造的实施是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重要手段,亦是兼得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借助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总体上能够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效率、强化内部控制水平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从企业、行业、地区异质性因素来看,当企业的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行业属性为低碳行业、位于胡焕庸线东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时,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存在显著的绿色创新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智能制造的实施对同行业非试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溢出效应,而提高行业内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数量能够强化这种作用效果;另外,智能制造的实施对企业发展存在经济后果,企业可以借助智能制造的实施来提高绩效水平。研究结论验证了智能制造可以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对于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研究——基于“三方共治”的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经济兴起,数字技术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动能。企业作为“三方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最终实践落脚点,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具有重大意义。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框架,从企业、公众、政府视角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减污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企业视角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激活绿色创新动力来实现绿色技术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从公众视角而言,外部媒体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污染减排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从政府视角而言,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污染减排的动机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仅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污染排放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同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完善“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及实践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新“索洛悖论”?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结合2011—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剔除政策干扰以及利用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正向人才集聚效应、负向脱实向虚效应和异质性的行业竞争效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化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僵尸企业”、非国有与非出口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东部地区与高网络效应地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生产率赋能作用,应大力支持拥有高研发强度、“集聚型”人才结构的企业成为重要创新主体,并减少对效率型“僵尸企业”的政府补助。研究结论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新“索洛悖论”之谜、推动制造业由资源驱动型转向效率优先型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数字经济、市场潜能与乡村振兴——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基于2009—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94个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传导机制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地区市场潜能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方式促进了乡村振兴。异质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正向外溢效应更多。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和保障。已有研究较少关注数字经济与区域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直接传导机制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间接传导机制推动区域融合发展,这个过程具有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测度了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腹地城市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和区域融合的综合水平,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融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影响过程中的两大效应与理论分析一致。最后,提出了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推进传统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各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等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智化如何赋能新发展阶段的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数字经济时代的工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数字化，还需要智能化。研究包含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数智化影响机制及影响效应，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的重要主题。本文围绕新发展阶段的工业经济提质增效问题，梳理数智化赋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277个地级市数据验证影响机制的作用形式和作用效果。结果显示：数智化显著推动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其中，技术创新的赋能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数智化提升了工业信息化水平，也改善了工业产业链结构；在数智化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进程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赋能机制显著，但西部地区尚不显著。本文基于实际数据探究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数智化战略问题，为推动中国工业数智化进程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之谜——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我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均验证了这一结论的可信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要素供给的直接效应、就业岗位创造和技术创新驱动的间接效应，且这一因果关系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服务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人力资本高级化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高级化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叠加效应。     

绿色财政政策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及路径分析

绿色财政政策推动地方政府提质增效开展绿色建设，增进居民健康福祉。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匹配中国健康养老调查数据(CHARLS)与地级市层面数据，采用多时期DID方法实证研究绿色财政政策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居民健康水平；经过一系列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揭示，绿色财政政策通过改善示范城市环境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来影响居民健康水平，这两条路径依赖于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与增加公共服务投入。绿色财政政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效果随着环境规制与公共服务成本的提高而减弱，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提高而增强。本研究阐释了中国式“激励型”绿色财政政策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具体路径与实现方式，为设计和完善有效的激励型绿色财政政策提供了借鉴。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缺失及对策

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思想不够解放，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发展环境不够宽松，政府角色缺失，是我国欠发达城市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落后的关键原因。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优化发展环境、放宽进入领域为突破口，把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体制转换结合起来；完善鼓励和扶持政策，加快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进一步扩大我国欠发达城市民营科技企业的规模，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     

环境信息披露能否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基于地级市与中国工业企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污染企业的建立不利于地方经济摆脱“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将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作为准自然试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污染行业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显著减少新增污染企业数量。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污染企业进入产生的约束效应因地区和企业的经济社会特征差异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该效应在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地区、私营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减少工业用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数量,加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监督,以及增加污染企业环境支付成本,进而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可见,该制度有利于我国从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视角进行污染防控,在绿色治理理念的推动下克服污染企业对于经济结构实现绿色转型的阻碍。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6—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依托数字经济实现中国芯片进口替代的机理与启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需求旺盛但芯片自给率低，需要通过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芯片进口替代，提高芯片自给率。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2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高端芯业进口替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中国芯片进口替代的现实基础；数字经济能够加速实现芯片进口替代，促进中国芯片自给，高端芯片在中国的自给率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提高；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中国高端芯片实现进口替代，但政府的科研经费支出会因“放管服”的错位而助长企业养成依赖财政、不思进取的习惯，客观上导致对高端芯片进口替代的隐形掣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在芯片国际贸易中应以“技术互换”模式替代单边引进，力求争取短期内先进芯片技术进口的主动权；在合作模式上，以“协议替代竞争”模式缓解出口国对中国芯片进口限制；政府应加大资金扶持并完善配套政策，并企业应组建高素质人才团队，为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终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端芯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与贵州经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析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在理论逻辑方面,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赶超效应、升级效应、减贫效应和协调效应。在实践经验方面,“贵州模式”为欠发达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即坚持国家战略与贵州实际相结合,坚持培育发展新动能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坚持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保障数据安全相结合,坚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与培育市场主体相结合,坚持人才培养与政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同时,通过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利用数字技术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由点及面地推广新技术和新模式以及各个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欠发达地区将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