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

实体企业热衷于从金融市场获取投资收益，个别企业甚至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倾向，成为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对2009~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动向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具体数据展开研究，并以同期沪深两市3567个有效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一种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投资金融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显著相关，这种过度金融投资行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给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新的阻力。     

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吗？

金融科技以金融业的科技创新为桥梁,通过改善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效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最终助力实体经济。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选择2003—2016年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外的上市公司样本代表实体经济企业,采用投资效率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探讨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即金融科技在发展初期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在加以金融监管配合后的后期将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处于“U”型的上升阶段,即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投资效率正逐步得以实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     

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能否推动实体经济健康繁荣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点。现有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实体投资,也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但究竟更能促进哪类投资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经验证据,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资金供给增长有利于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是在整体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常用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此时实物资产价格往往处于低估状态,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往往较大,因而,总体上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本身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不大,投资不足的企业往往对实体投资保持谨慎,可能更多地利用资金增量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偏好实体投资的过度投资企业则可能继续增加实体投资,进而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2008年—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提高会产生如下企业投资效应：（1）总体上看,同时促进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2）促进投资不足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过度投资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3）促进国有企业的实体投资,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4）促进东部地区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实体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东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将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拓展货币政策的企业投资效应研究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研究;二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优化关于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方法,并为货币政策会促使企业“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针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有助于精准有力地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从总体上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但也可能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因此,宽松货币政策要慎用。当前,我国依然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对不同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精准有力的差异化调节,同时要加强预期管理和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推动企业有效率地“脱虚向实”。     

金融监管能否治理企业房地产投资：效用识别与机制检验

基于2009—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地方金融监管对企业房地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监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房地产投资强度。微观层面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在股价信息含量较高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更能有效抑制房地产的投机行为，克服企业在“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形下的房地产投资偏好。宏观层面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货币供给抑或是金融部门都会对企业房地产投资起到驱动效果，而金融监管的存在则很好地校正了上述偏误。结合当前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特征，治理企业房地产投资势在必行，开展有效监管和创新监管，能够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初探创业基金的财务动作

一、创业实体的财务特征与创业基金的财务功能 创业投资是指以发展高新技术项目并促进其产业化为目的，向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资本，以获取投资收益的投资行为。在此，高新技术项目及其依附的企业便是创业实体，向创业者投资的资本便为创业基金。     

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来自上市公司金融业股权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7年～ 2015年非金融非房地产行业(NFRE)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业股权投资总额对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业股权投资会导致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说明上市公司会利用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优势及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从银行体系套取资金,投资金融业企业赚取利润;由于银行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还款风险较低,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来投资金融股权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金融业股权投资行为,使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到金融体系,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升了股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实体上市公司的投融资监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浙江民营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有效对接问题研究

如何引导民间资金投入民营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构建民营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之间的有效对接机制，全面提升实体经济，成为今后几年浙江经济工作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改进和完善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提升民营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率，让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拓展民营实体经济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数字金融能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与中国经验

选取中国2011—2020年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中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考察了数字金融对我国狭义、一般和广义三个层次实体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一般和广义层次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赋能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缓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计量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促进本城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会对邻近城市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进一步探索后发现：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950 km以内为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当超过这一阈值后逐渐消失。     

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融资约束和网络基础设施双视角分析

如何有效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能否通过技术覆盖“赋能”传统金融，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呢?为探究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选取2015—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并且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主要渠道。在我国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只有持续推进金融发展，重塑传统金融的发展格局，才能为实体企业数字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从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银行企业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思考

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资源存在较大比例的闲置。造成上述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投资,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金融企业“企业文化”的缺失。本文在梳理金融发展理论和分析我国金融深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我国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进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农业上市公司投资

为更好地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探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运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４１家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选取２８７个公司年有效数据,采用动态系统ＧＭＭ估计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微观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而分析对农业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少企业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减轻企业的融资压力,进而促进公司投资行为,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不仅为中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提供了经验支持,也对宏观金融发展与微观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     

新格局下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步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发展实体经济关键在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但是,从金融调控目标与要求看,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资金通道并不完善畅通。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产业金融发展不足。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必须充分认识到产业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特殊意义,推动并加快产业金融发展必须积极打造产业金融发展新生态,构建新型的产业金融治理体系;完善产业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推进平台服务,锻牢供给链条;深化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运营模式,打造新品体系,充分发挥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功能性作用。     

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新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普惠金融为出发点,研究新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新疆2013-2020年14个地州市为样本,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在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中介促进作用;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拐点效应皆存在区域差异。最后提出针对不同区域所实施的政策要差异化,并从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针对科技类企业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对普惠金融的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任重道远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立业之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经济"脱实向虚"会使资产价格扭曲、市场资源错配,最终不仅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毁灭性冲击,也会使金融发展毁于一旦。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到位的本质是实体经济脱离主业、发展不均衡,背后是体制机制障碍和金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金融要把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转变方式、优化结构,聚焦主业、强化服务,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财税政策与企业投资优化行为分析

本文从财税政策角度探讨企业投资优化问题,解释为什么需要财税政策,以及如何通过财税政策变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从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在市场失灵条件下,财税政策是影响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不可忽视.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完全,物质和人力资源可以充分流动,所以很少看到固定资本或者沉淀成本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从财税政策角度探讨企业优化投资,一方面更加符合企业投资行为,将新古典投资理论作为特例,拓展了理论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运用资本使用者成本理论,为促进企业投资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关键在于实行优惠的财税政策,目的是减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沉淀程度,有助于企业投资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利率对投资的作用机制初探——基于货币市场视角

利率是经济中最受关注的变量之一,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对利率的界定为契机,尝试性地将投资分为实体投资与投机性投资,并分析了实体投资对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通过引用投资模型分析了利率的变动对实体投资与投机性投资的作用机制,并利用货币市场的均衡模型来分析如何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动来影响实体投资,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以及就业规模,但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对利率的这种影响机制形成制约.接着,本文利用了LM模型分析了利率如何影响投机性投资,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得出了与流动性陷阱具有一致性的结论.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推进了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对实体投资与投机性投资的影响,从而制定适合我国宏观经济状况的货币政策,在有限的资源的条件下,促进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保证合理的就业规模.     

浅谈如何做好家庭投资理财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投资理财已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家庭投资理选择、组合、获取收益以及家庭投资理财风险与规避,使家庭投资理财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更好的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社会信用、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

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解读企业金融化加速现象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采用2012～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社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剧了企业金融化,这一结论在进行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企业,金融化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政府应扩大信用城市试点政策覆盖范围,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因地施策考虑企业所有制、行业、地区等差异,以更好地对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产生的积极作用。企业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对实体经济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进行合理分配,兼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实现企业利润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