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角色—从“隐形”到“操纵”

中西译论中的译者角色大致经历了从“隐形”到“正名”再到“操纵”的过程。本文探讨了传统译论下的译者“隐形”说和文化转向后的译者“正名”说与译者“操纵”说；对译者角色的研究进行了反思，指出译者“隐形”下的忠实和对等是难以企及的理想，译者“操纵”说有“矫枉过正”之嫌，而为译者“正名”的主体性研究有待深化和拓展。     

关联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关联翻译理论认为,译者与源语文本作者以及译者与译入语文本读者是双重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体性,以使源语文本作者与译入语文本读者成功实现交际.译者主体性并不等同于译者地位,且译著读者越是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越是说明译者主体性得到很好的发挥.     

翻译中的“叛逆”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牵涉到原作,译者和读者。由于译者的差异和历史,文化等原因,完全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其合理性及其多种表现形式。     

从“纯语言”与“可译性”解读本雅明《译者的任务》

本雅明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阐述了他独特的翻译观,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在巨大的冲击.本雅明的翻译观是建立在“纯语言”基础上.通过探讨“纯语言”与“可译性”,我们可以对《译者的任务》里本雅明所阐述的翻译观有更深入的了解.本雅明的翻译观虽然存在着某种神学气息,但其观点还是科学的,辩证的,对后来的建构主义发展以及未来翻译的研究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的责任困境分析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了责任困境。在工作场景中,“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并存造成了公务员责任界线的模糊;在社会场景中,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务员面临着两难选择。要走出困境,就要摒弃“自我主义”,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并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     

中国译者走向“汉译外”

从翻译理论应用的普遍性、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的实践、“中国英语”和“汉译英”的现实需要等角度说明了中国译者也能够做好“汉译英”（“汉译外”）工作。     

从文化语境看“林译小说”的译者主体性

林纾及其合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主观态度,因此,将“林译小说”放置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从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其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十分有必要的.“林译小说”中出现的众多独特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正是“林译小说”在当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译者走向“汉译外”

从翻译理论应用的普遍性、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的实践、“中国英语”和“汉译英”的现实需要等角度说明了中国译者也能够做好“汉译英”（“汉译外”）工作。     

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译者主体性研究是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的热点,然而译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认识尚存分歧。研究发现,译者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的主观能动性,无论传统翻译观"透明"说,还是文化学派所客观描述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权力、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影响而对文本进行"重写"与"调整",都需要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传统翻译观并没有桎梏译者的主体性,文化学派也没有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翻译得好与不好、译文为读者接受或拒斥,都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结果,且与译者地位无涉。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性质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企业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的事项,包括企业在年度资产负债表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需要调整的报告年度损益事项,以及本年度发生的以前年度重大会计差错。在新会计制度中,该科目属于损益类科目。新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调整增加（或减少）以前年度利润或调整减少（或增加）以前年度亏损,借（或贷）记有关科目,贷（或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企业由于调整增加（或减少）以前年度利润（或亏损）而相应增加（或减少）的所得税,借（或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贷（或借）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调整后,同时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余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结转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无余额;在利润表中,取消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项目。由此可见,“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影响的是期初未分配利润,不影响本期的损益,也不在利润表中反映。该科目不应再属于损益类科目。实际上它调整的是“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从性质上应属于所有者权益科目。此外笔者认为,“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可以不设置,如果企业涉及到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增减及由此带来以前年度所得税的增减,可以直接记入...     

日汉翻译实践中的“信”的实现机制——翻译《见证南京大屠杀》有感

翻译是一项实事求是地应用语言的实践性活动,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早就倡导过“信、达、雅”三原则,但现代翻译界对“信、达、雅”也有不同看法,如当今一些中国学者以客观上不存在绝对“信”的译作为由,主张译者应放弃对“信”（忠实）的主观追求。但笔者在翻译《见证南京大屠杀》时,感到“信、达、雅”的“信”尤其重要。“信”即“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第一要素和标准,因为翻译是一项实事求是地应用语言的实践性活动,高质量的翻译必起“信”于原文。然后把全文调整到“达”和“雅”,以求更高更好的“信”。这一过程就是在日汉翻译实践中“达”和“雅”之上的大“信”的实现机制和过程。     

文学创作理论在巴金翻译思想中的折射

著名作家巴金一生翻译甚丰,而且对翻译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见解。巴金的翻译思想深受其个人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的翻译思想就是文学创作理论的演化,具体表现为：突出译者个人的风格、强调译者的创造性、重视读者的反应、关心译著的社会和政治效益及实现译文情感的传递。     

构筑东北经济区“3＋1城市带”的思路与对策

要加快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应着力构筑东北经济区3＋1城市带,以此形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四个增长极。要推进城市带建设,一应搞好自己内部的制度建设;二应从东北经济区“一盘棋”的角度来考虑科学发展问题;三应调整“龙头”城市的产业布局。为此,应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注重法律法规先行,转变发展方式,核减各级各类经济开发区。     

“字”与外来概念的翻译

汉语的“字”对外来概念的翻译产生着独特的影响:“字”的表义性使得外来概念的意译名更易为汉语社团所接受;汉语组字成词时对语义互容性和语义透明性的要求也导致了对一些外来概念的误译和误读。认识到汉语“字”的特质,有助于译者进行更加理性的翻译活动。     

女性主义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传统“忠实观”的束缚下，“隐形”和“透明”是译者所要遵循的规范，也是其努力追求的境界。在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走到了一起，译者主体性在这一背景下呈现出别样的风貌。从翻译理论到翻译实践。女性主义译者开辟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翻译过程思维模式的理性探索

研究翻译过程就是探讨双语转换的认知心理过程,以揭示其思维规律。拟建的翻译模式整合Van Dijk的话语宏观结构理论和Neubert与Shreve的“虚构译本”观点,将七个语篇特征视为译者在解码与构码过程中作调整和变通的参数,旨在动态描述翻译过程。     

论《诗品》之“兴”

钟嵘在《诗品·序》中直言“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有别于此前多位学者对“兴”的解读,他一方面丰富了“兴”的内涵,使其独立于赋、比之外,拥有独特定义;另一方面将“兴”作为一种诗歌审美理想的诉求,一定程度上提升“兴”的地位,对后世兴味、兴象说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对“兴”的解读和应用,是钟嵘在《诗品》中针对诗歌品评的一个新视角,学者亦可以从这一维度考量钟嵘为一百余位诗人划分品级的标准。以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的理解作为切入点,亦可以窥见钟嵘本人的诗歌审美理想。     

“本色译者”与译者本色

"本色译者"应是那些能在翻译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个性化的翻译理论和策略,反之又指导和应用于翻译实践,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风貌,创造出个性化译本的译者。译者本色是指译者的性格、文学修养、个人阅历、生活态度、审美能力等个性化因素,对翻译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傅雷和许渊冲是中国翻译界出色的"本色译者"。     

“本色译者”与译者本色

"本色译者"应是那些能在翻译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个性化的翻译理论和策略,反之又指导和应用于翻译实践,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风貌,创造出个性化译本的译者。译者本色是指译者的性格、文学修养、个人阅历、生活态度、审美能力等个性化因素,对翻译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傅雷和许渊冲是中国翻译界出色的"本色译者"。     

一个宽容而能动的“忠实”概念——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之“翻译的忠实概念”

就忠实的概念与如何在翻译实践中把握“忠实”的原则，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阿尔比以“意义是忠实的归宿”为出发点提出了意义忠实的三大参照要素：原作者的“欲言”，目的语以及译文的读者，以及衡量“忠实”时不可不考虏到的三大方面：译者的主体性，历史性及译文的功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