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义庄的发展——以苏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义庄始于北宋,盛于清朝,以苏南地区最为兴盛集中。本文借助族谱、方志、文集等史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清代苏南义庄的数量,考察其空间分布,探讨其兴盛缘由,藉以管窥清代苏南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时代特征。     

清代台湾北部的汀州客家移民合作垦殖和共有形态论析——以契约文书等文献为中心

雍正、乾隆年间,以胡焯猷为首的汀州籍客家移民在淡水河流域开展垦殖活动。现存于世的文书档案显示,他们面对边疆社会的潜在风险采取了有效的生存策略,主要依靠从原籍带来合股经营等方式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应对垦殖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他们超越族群、地域、血缘的限制,与其他社会群体产生多元的文化互动,共同构建如书院、庙宇、家族等经济—文化共同体,形成了社会合成机制,在不同的历史情势中转化出不同的社会身份。     

不可再生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探索——以西部地区为考察中心

不可再生资源企业的技术落后,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树立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消费观念,改革资源税,发展生态工业,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以促进西部地区不可再生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     

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以典契为中心的一个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民法不发达、产权概念含糊,因此难以用西方近代法学框架去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权交易.本文以清代台湾土地文书为基础,分析典、抵押、买卖、租赁等各种地权交易形式.认为抵押、买卖、租赁等本来在产权交易上意义明确的形式,在交易实际中逐渐模糊而向典这个本来就意义模糊的形式转化.以典为中心的土地交易形式,兼顾了人情,但牺牲了效率.     

清代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以兵眷米谷为中心

清代台湾作为新形成的农业区域,对大陆沿海特别是福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台湾输出的大宗农产物是砂糖和米谷,砂糖远销大陆北方及欧美、日本等地市场,而米谷则主要在国内埠际间进行贩运,其最主要的输出地是福建。 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大略观之,可分为“官运”和“民运”两大系统。就官运言,又可分为兵眷米谷的调运与平粜米谷的买运;就民运论,又有商船贩运、租谷内运以及非法走私等等。以往已有论者对台米输出问题进行了考察。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属薄弱,而且多数论者都从总体进行观察,粗疏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革命的视野下,通过对苏维埃运动时期农民性格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进行动态的考察,再现了中共与农民的磨合与互动场景。与华北、长江三角洲相比较,从革命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视角来考察,这一地域的农民特质主要包括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面对这些农民性格。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动员、任务与政令来突破革命的瓶颈,快速、有效地从乡村获取革命资源,使广大农民汇成革命的洪流。     

元明时期浙江家族的宗族整合及其路径依赖——以金庭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元明时期浙江宗族的发展轨迹显著地带有国家和区域历史的烙印。宋元易代之际,金庭王氏通过依附元军、结交赵孟頫进而跻身军功家族。至明前中期,核心成员受政策影响,相继谪发卫所,旁支则通过粮长之职扩充土地,发展为士绅家族。明中叶以降,功名人数占据优势的士绅家族主导了宗族话语权。在上述过程中,明前中期与中后期的族谱编纂及祖先祭祀等方面的特征变化体现了家族权势转移与地方发展的路径关联。宗族整合的历程虽然体现出家族精英掌握着对祖先历史解释与塑造的权力,但也呈现了其深受现实背景乃至历史传统的约束。金庭王氏的案例说明,深受国家走向影响的多场家族活动持续推动着渐趋体系与规模的祖先认同与宗族祭祀的变迁,而这既促进了宗族建构的过程,同时又对宗族整合产生了难以直接逾越的路径依赖影响。     

清代台湾与菲律宾闽粤移民的家庭结构研究

清代是闽粤人民大量移居台湾和菲律宾的重要时期,移居台湾是属于国内的移民,移居菲律宾是属于国外的移民。移民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家庭结构也会有所差异。探讨移民的家庭结构及其变迁,有助于深入了解移民的社会发展。本文不打算探讨移民家庭结构的全部,仅比较两地移民家庭结构呈现的不同特征,并揭示形成其不同特征的原因。在传统的汉人社会里,一个家庭的存在,是一个以血缘、婚姻、共同生活及祭把等因素同时并重的（1）。关于汉人家庭方面的研究,奥尔卡·朗（OlgaLang）把汉人的家庭分成三种主要的类型：即核心家庭（nuclea…     

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小农家庭经济——以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有关.     

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家族外植与联系

明清以来 ,福建居民不断向台湾迁移。新移民的家族在台湾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拓展。他们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与福建原乡的家族、乡族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移民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建立在以血缘和地源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家族制度和乡族观念使然 ;另一方面 ,中国的祖先崇拜 ,自宋明以来更蒙上某些宗教迷信的色彩。人们对于原乡的乡族 ,势必怀着相当的敬畏之心。在种种文化观念因素的作用下 ,福建与台湾两地间必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乡族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福建与台湾两地乡族间的联系 ,出现了越来越侧重于家族观念、文化观念上联系的趋向     

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微观分析,发现清代晋商在济南经营的主要行业除历来擅长的金融和盐业之外,首饰业和药业占比之高是在其他城镇罕见的,特别是21家药业字号中竟有19家主营人参。晋商的这一行业选择,显然是为适应济南作为省会城市,高端消费群体相对庞大所采取的策略,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济南商业中奢侈性消费占比较高的特点。     

程序自由主义及其局限——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

自由主义思潮导致程序自由主义理念兴起,而随着自由主义缺陷的不断展示,程序自由主义局限亦日益明显。本文从程序权滥用及规制、形式平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及其消解、古典辩论主义新发展、自由心证主义与法定证据主义结合、当事人与法院就程序控制权重新分配、强化程序对话机制等视角,论述了对程序自由主义局限之限制。     

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粮征派将朝廷、州县官府、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漕粮征收的顺利完成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然而驱动各社会力量形成互动的不仅仅是漕粮征派这一形式,还有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漕运中众多重大社会事件无不由此而生。抗粮事件不仅是征漕各方矛盾爆发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利益关系中本质问题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此为中心的考察,揭示了清代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及他们之间在利益纠葛下的群体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以及社会变化。     

清代北部边疆榷关税收分配考察——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为中心

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同属清代户部管辖的榷关,是清代北部边疆商贸流通的关节点.该文主要对此三关实征关税之分配作出相关梳理,指出三者在税收分配方面的特点及存在的差异性,并就其对于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外部环境的影响做出相关评价.     

清代斋教与山区移民认同的塑造——以闽浙赣地区为例

由罗教变化而来的斋教教派,明末便已在江南各地开枝散叶。有清一代,闽浙赣地区的斋教活动相当频繁。大量迫于生计压力而入山开垦的移民成为其信众的重要来源,在缺乏宗族组织的情况下,参加斋教成为移民塑造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本文通过对斋教仪式活动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分析,展现斋教如何在观念上和物质上塑造信徒的吃斋人身份。认同的加强可能是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改善内部成员的生存状态,也可能导致成员与其他群体的疏离与冲突。具有高度认同的群体,在特定因素的刺激下,可能走向集体暴力行为。原本以吃斋念经、劝人为善为活动内容的斋教群体在晚清大量参与暴力性事件即与此有关。     

浅谈贵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模式——以正安县发展模式为例

面对环境和贫困问题,贵州率先提出并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以贵州正安县的特色模式作为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近代上海空气污染的影响探析——以煤烟为中心的考察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大量矿物能源的消耗,近代上海的空气污染问题不断凸显,之于当时社会的负面性影响亦逐渐显现。通过对近代上海以煤烟为典型空气污染物的分析发现:煤烟已妨害市内植物的生长,损及都市美观,并且明显不利于郊区农业的健康发展;煤烟对室内外物品和建筑物造成污染或腐蚀,酿成难以计量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煤烟已妨碍居民的日常卫生,损害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对近代上海空气污染的影响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以往被遮蔽的历史,窥探中国空气污染公害在近代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进一步推动对中国近代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研究。     

清代黔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以新见官文书为中心

近十多年来,在黔东南地区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清水江文书,官文书作为清王朝控制黔东南苗疆地区的重要行政工具,亦多有遗存。清王朝通过攒造鱼鳞图册、颁发土地执照与契尾,确立民众的土地权属,化“异域”为“旧疆”;官府亦把张贴或刊刻告示作为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而清代中期以后“札”体公文的大量使用,使国家控制乡村的意图在地方社会得以迅速传播。清王朝正是通过各类官文书的上传下达及其在诉讼裁决中的有效运用,促使苗、侗等少数民族民众逐渐认知、接受与收藏官文书,使其成为清王朝最终成功经营黔东南苗疆地区的重要一环。     

清代西江流域圩镇商业的个案考察——以广西大乌圩为对象

大乌圩是清代广西四大圩镇之一,与苍梧戎圩、桂平江口圩齐名,是西江流域著名的商品集散地。从现存的列圣宫碑刻以及地方志资料来看,大乌圩成圩于明末,经清前期发展,商业在道光年间达到鼎盛,经咸丰兵燹后于光绪年间有所恢复。大乌圩地处西江流域,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繁盛。嘉庆年间重修列圣宫碑刻资料显示,当时有848家(次)商号捐款,有199家商号参加抽厘。从抽厘总额3057余两估算,嘉庆年间大乌圩商人年经营额为100余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