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机制研究——兼议国家权力的实现基础

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机制嵌入乡、村关系和村级治理的具体情境中。文章以"乡镇政府行动类型——村庄利益密集度——村庄社会团结度"为分析框架,在呈现不同类型村庄中目标管理责任制机制的差异化基础上,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府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以及村级任务推进方式等方面,归纳出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村庄运行的一般逻辑。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过程实质是国家权力传导至村庄社会并在与村庄社会互动中彰显自身的过程。而对目标管理责任制村庄运行机制的类型化呈现和总结,为审视现代国家权力的实现基础提供了依据。藉此,文章最后在国家权力的村庄实现基础方面作了延展式讨论。     

浅析经济法责任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价值取向。法律目的性价值要求以法律手段约束经济权力，防止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执掌者、实际运作或代表者借以获取私利，其目的旨在使国家和政府完全或尽量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并使权力在一切社会领域的运作都体现社会整体利益。在经济领域，经济法显然要实现法的这一目的性价值。     

乡绅与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闽中乡村权力的重构

1938年5月，由于福州、厦门沦陷，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由此引起闽中乡村社区激烈的社会变动，进一步改变了士绅阶层的生存状态以及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三四十年代的闽中乡村依然处于典型的农耕社会，各种权力关系都是围绕着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展开的。在国家、宗族与乡绅的冲突与互动中，国家行政权力不断渗透，旧士绅权利进一步削弱，新士绅逐渐兴起。这一切都说明，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占有它就意味着获得某种支配权、控制权。谁掌握着决定权力分配的社会资源，谁就获得权力，谁就获得政治统治。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

在社会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出现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富人治村状况的分析,探讨了社会分化背景下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践机制。研究表明,富人治村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种样态,根据国家权力在基层配置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资本主导、行政主导、公共规则主导三种类型,三者反映了基层民主制度的不同实践。国家是影响基层民主实践的重要力量,它的良性运行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对国家的强调,有助于厘清学界对于富人治村的诸多争论,为社会分化背景下探索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提供借鉴。随着农村社会不断走向分化与多元化,国家既要通过行政放权给予社会更多自治空间,又要规范和协调各种利益与权力关系,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推进基层民主得到实质性发展。     

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

围绕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学界在乡村精英研究、农村基层组织研究、国家与农村社会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要改变目前的研究现状，可能的进路应是进行整合性、多学科和互动关系的研究。唯有吸取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关系发展的经验，才能建构一种良性、协调的互动关系。     

村庄权力研究：回顾与前瞻

本文对村庄权力研究进行了回顾性梳理和前瞻性讨论，认为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内卷化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乡政村治”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不同时期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是不同的。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在今后的村庄权力研究中，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要正确认识“乡政村治”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     

我国矿产资源财产权利制度的演化和发展方向

财产权利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占有基础地位.国家在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时,财产权利第一,政治权力第二.矿产资源属于实物性财产,适用物权理论和立法则.强化国家的财产权利,发展完善矿业权市场.正确运用政治权力--取消资源税,新设"矿业权增值税".规范不同性质财政收入的名称.     

构建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探讨

乡村两级组织权力的弱化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乡村基层政府则既无能力、也无动力来满足国家和民众的治理需求.很难完成从汲取型组织向服务型组织转型的.更为严重的是,集体化时期建构起来的集体观念丧失殆尽,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伦理也早在革命后经由共产党对代表传统的家族、宗族结构的消灭中而完全瓦解,加上畸形市场化的浸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影响,乡村社会不仅陷入治理危机,还面临"伦理危机".     

土地冲突:公共权力失范与农民的权力建构

本文以典村"卖地"冲突、"乌坎事件"和S村征地冲突3个个案为表述对象,对当下土地冲突中公共权力失范与农民权力建构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农村土地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中,特定公共权力难以受到约束,这激发了农民利用集体行动、村民自治和话语表达来建构权力的冲动。当然,所谓农民权力建构实际上只是一种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支援的借力行为,表面上看具有"权力对抗"的性质,实则没有任何反体制属性,而且往往也难以取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效果。本文研究明晰了土地冲突中权力行动的一般逻辑,并为土地冲突与政治秩序之间包容性方案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国家、基层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日本近世农村社会治理

在日本近世的农村社会治理中,幕藩国家凭借强大的武力完成了对村落的型塑,并通过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在地权力、文书传达实现了对农民的制度约束和对农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以"村役人"和"大庄屋"等为代表的"身份的中间层",全面执掌农村基层事务,解决了兵农分离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将幕藩权力相对化,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在地权力。农民面对幕藩国家权力和村役人、大庄屋的在地权力,其对基层事务的主体性并没有被彻底压制,而是广泛参与基层事务,并对幕藩国家的掠夺展开了持久抗争,对在地权力和幕藩国家权力形成了反向制约。由此,日本近世的农村社会治理既不是村落单方面的"自治",也不是幕藩国家单方面的"他律",而是形成了幕藩国家、在地权力、农民三者并立的"抗衡共生型三元主体治理",显示了日本近世农村社会的特性。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就一项教育制度而言，此举所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更是深远。它引起了民国社会信仰中心的缺失，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促成了权力结构的变迁。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叙述，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思考在中外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反思制度本身的实用性和适时性。     

只是一种忧患

我们正处身于转型社会常常会经历的“普遍腐败”的时期。普遍的腐败，因为传统社会的规范与道德普遍地被摧毁了，而权力领域绝不会保持“真空”——于是每一种权力，从政府部长到司机门房，就都无药可救地滑向腐败。今天的中国社会，不论是她的发展还是她的落后，都基于错综复杂的因果链条之上。而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现象，诸如温铁军这样严肃的观察者，其实只有沉浸到每一个具体的生存处境中去，才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现象”，然后作出比较真切的“判断”。再强调一遍：“沉浸到每一个具体的处境中去”，而不是走马观花地试图以简单的图景概…     

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一方面，它扩充了乡村管理的传统内容和社会职能，使得村庄的地位随着自我功能的膨胀而逐渐上升，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另一方面，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突显，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因此引发了对权力的争夺和种种弊端。     

陈界仁的创作:作为“他者”,到历史主体的“自我赋权”

陈界仁对于探讨如何"重新看见"当代社会中无法被"看见"的现实,始终保持着长期关注,他擅长通过影像,将社会状态中隐而不显的政治操控力量、权力关系,甚至是潜在的体制性压迫呈现出来,这几乎可说是他作品中一贯的核心与精神。长期以来呈现和分析陈界仁的创作的方式中,多数是通过针对他的单件作品进入其背后的时代特征和意识型态分析,它们仍就是一个个单     

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依据华北地区米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以米村高音喇叭的演变史为分析文本,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变化。喇叭的"角色转换"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在乡村社会的转变:少了些"管控",多了些"治理"。以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及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表征的乡村社会转型是权力运作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当前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发现合作社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呈现出乡土实践与制度文本背离的异化状态。合作社制度的运营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以及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之变,使下乡资本与权力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即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的结合、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以及与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这些结合的权力主体策略化运作,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研究

马克思主义公共权力发展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权力天然会异化,但异化并非公共权力的天然属性,防治公共权力异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不解决的社会发展难题。文章在剖析权力寻租、权力递延、权力上瘾、权力染黑等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具体形态及危害的基础上,从社会发展语境、改革生态、阶层利益博弈状况、官德建设现状等方面揭示了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层现实原因,并从大力提升社会自主性,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努力构建规范、公正的阶层利益协调机制,着力完善官德建设的他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消减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具体对策。     

观象台

天津新定位，京津走向“双赢”；不准向乞丐出租房屋折射公共权力的霸道；高素质才是最好的城管装备；部委政策受质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政治权力的约束与腐败治理

权力约束应遵循适度原则,并且有三个可循的路径,即权力的路径、法律的路径和社会的路径。腐败治理既要抓典型,又要建立防腐治腐的长效机制。     

权力的位移－村民自治制度10年实践考察

村民自治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而产生和兴起的乡村新型组织形工,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自治形式,是我国“八亿农民的民主补习班”,但是,在农村自治组织运行过程中,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影响,自治权力发生了位移（包括正式位移和非正式位移）,本文试图对村民自治权力发生的形式,过程,原因进行透视,从而对自治权力的合法行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