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and Driving Factors of Foreign Trade on China＇s CO2 Emission

本文采用多边投入产出模型的贸易数据计算1997—2008年贸易内涵CO2量,结果显示,对外贸易不利于我国CO。减排量（BEET）目标的实现,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PTT）。本文同时利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了解释。各部门BEET的分解结果显示,规模效应是造成我国净内涵CO2增加的重要原因,而技术效应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CO2减排量）的提高,但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明显。对各部门的PTT做Divisia指数分解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有利于降低我国污染强度,结构效应的影响并不统一,可以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叉”作用,降低CO2排放强度。     

对外贸易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驱动因素——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对外贸易对广东省CO2排放量的影响,并利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解释了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投入产出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不利于省内CO2减排,但有利于降低广东省的碳排放强度。Divisia指数分解的结果表明,协调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叉作用是降低贸易CO2排放强度的关键;广东省的贸易顺差额是导致广东省CO2净内含量顺差的主要因素,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可以减少CO2贸易顺差,但是这两个效应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     

减排背景下隐含CO2净出口及其多维成因——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浙江省1997~2012年隐含CO2净出口(NEX)的计算,对影响NEX不断增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Divisia指数分解,发现原因在于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的正效应之和大于技术效应的负效应;通过LMDI指数分解,发现人口规模、人均净出口、经济总量和单位GDP净出口所占比重对NEX的正向规模效应大于单位净出口能耗和能源碳强度对NEX的负向技术效应;通过贸易结构分析,发现原因在于碳排放的贸易结构不够合理。     

海南省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原因分解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海南省"十二五"期间的进出口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将进出口隐含碳平衡变化的原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十二五"期间海南省进出口隐含碳呈逆差,且逆差有增加的趋势,说明海南省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引致进出口隐含碳逆差增加,而规模效应引致进出口隐含碳逆差减少。若区分不同的部门,发现不同的部门进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不同,原因也有差别。因此,若想进一步减少海南省对外贸易的碳排放,必须在不断增加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逆差的基础上,依据不同部门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针对性地调整贸易结构、提升部门的碳减排技术水平。     

碳排放约束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之研究——基于进出口隐含CO_2排放的视角

基于多边投入产出模型和单边投入产出模型比较计算了1996-2004年我国16个制造业对外贸易隐含CO2的排放情况,并采用贸易隐含污染平衡(BEET)和环境贸易条件(PTT)指标值检验我国对外贸易的碳平衡问题。在此基础上,采用两步差分广义矩估计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贸易等因素对我国工业行业CO2排放的影响,从而寻求我国对外贸易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实现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政策依据。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Panel-data模型方法,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建立联系贸易与环境污染的一般均衡模型,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并用我国各省的二氧化硫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加剧我国环境的恶化,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改善我国的污染水平。结论是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     

中日贸易隐含碳的非对等性研究——基于全行业视角

首先运用中日投入产出表及贸易数据,测算了2000年～2014年中日27个行业部门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中国一直是贸易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隐含碳平均排放量是从日本进口的4.88倍;虽然中国行业部门的碳强度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但总体碳强度依然较高,约为1.32千克/美元,是日本的3倍.其次,采用LMDI分解法对上述结果进行解析,结果表明,正向规模效应是中国对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负向技术效应则有利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减少,而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对10个服务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中国服务行业在对日本出口中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正在下降,但从服务业贸易隐含碳排放结构来看,相较于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仍然较高.     

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MDI),分别基于不同分解层次(3个产业、8个主要部门、43个子部门)以及短期(1994-2008年)、长期(1980-2008年)两个时间段来考察产出效应,技术效应、结构变化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产出效应和结构变化效应是碳排放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则是有效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手段;部门结构细分程度越高,产出效应、技术效应、结构变化效应的解释力越弱,而能源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却显著增强;长期内产出效应、技术效应对于碳排放的解释力均下降,结构变化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却大幅度提高;此外,我们发现能源结构效应、能源价格与GDP和碳排放之间的去耦指数正相关.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隐含污染分析:基于投入产出的方法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核算了我国1976-2004年制造业28个行业6种污染物进出口隐含污染的BEET指标值和PTT指标值,并分析了我国进出口隐含污染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口和出口的规模效应为正且逐年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口规模效应逐渐大于进口规模效应;出口的结构效应基本小于零,进口的结构效应不明确,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可能有利于减少我国进出口的净隐含污染量。此外,制造业出口隐含污染主要来源于纺织、塑料、机械设备和工业化学这四个行业。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动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

本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及其部门分布,采用LMDI 分解法将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3种因素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2001－2013年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年均增长8.98％,农业部门、食品加工业部门是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多的部门,规模效应是导致农产品出口的CO2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抑制农产品出口的CO2排放量增长贡献的最重要因素,而结构效应较微弱。     

基于LMDI分解的江苏省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目前较为成熟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将江苏省1995年～2005年能源消费变化分解为产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结果表明,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是促进江苏省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的影响则较小,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江苏省在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提高产业能源利用效率.     

基于LMDI的我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2001—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采用LMDI(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分解技术构建行业规模、行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技术效应四个影响因素分解模型,揭示这四个影响因素对我国工业行业SO2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2001-2012年,行业规模扩张是导致SO2排放继续增长的主要原因,SO2排放增长71.2%,达到3853.43万t;治理效应和能源强度减排SO2效果明显,分别减少排放26.6%和17.80%,短期内仍是SO2减排主要贡献因素;行业结构调整促使SO2排放经历了从正增长到负增长的转变,减排量和减排潜力较大。不同时段中,2001-2004年,行业结构和行业规模增加SO2排放;2001-2004年、2005-2008年和2009-2012年,治理效应和能源强度促进SO2减排,排放量呈明显下降的负增长趋势,行业规模呈现下降的正增长趋势;2009-2012年,行业结构的SO2减排效果最好,其它两个时段减排效果欠佳。未来要实现我国SO2减排目标,在短期内工业行业应继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靠先进技术,改善能源使用结构,在长期应加快工业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我国出口产品能耗、CO_2排放及其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能源—经济投入产出模型,结合出口统计数据测算了我国各部门最终单位产品的能耗强度与CO2排放强度,以及由出口贸易引发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部门出口产品能耗强度与CO2排放强度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单位产品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较大的部门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中资源性产品的开采和加工等部门;各部门的能耗强度与排放强度有降低的趋势;各部门之间的能耗强度与排放强度差距正在缩小;能耗与排放强度越大的部门,其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越快,这说明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存在高能耗高碳产品的转移问题。     

产业转移、国际贸易和CO_2排放——来自我国工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修正的净出口消费指数检验"污染天堂假说"发现,我国没有成为污染产业的"天堂";尽管我国的产业转移是双向的,但工业集聚的程度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构建CO2排放影响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贸易开放程度对CO2排放有负向影响,提高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降低CO2排放;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和参与程度对CO2排放均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或参与程度的提高会增加我国的CO2排放压力。最后指出限制贸易或外商直接投资不能有效降低我国工业的CO2排放,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的,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降低排放密度来控制CO2的排放规模。     

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是否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基于地级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5-2010年中国25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所引致的结构效应对中国三类地方性污染物排放量及其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助于降低烟尘的排放量,而对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量以及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也都存在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从弹性值来看,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普遍较小,而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技术效应、直接结构效应以及经济活动强度是影响各类污染物排放水平的主要因素。"通过引入交叉项进一步识别决定贸易结构效应的比较优势来源,结果发现,对于二氧化硫和烟尘指标,存在贸易开放带来的污染避风港效应,但由于同时存在要素禀赋效应且更甚于污染避风港效应,最终使得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非恶化,不过其影响很有限;而对于废水指标,却发现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相悖的证据。"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非恶化,不过其影响很有限;而对于废水指标,却发现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相悖的证据。     

中日贸易污染条件研究——基于MRIO模型的分析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2000-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隐含碳顺差,中国单位出口的平均污染量是其从日本进口的5.3-7.5倍。因此,由于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更为"肮脏",中国成为日本转移高碳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法对影响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变迁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和日本中间投入结构效应为负,对改善中日贸易污染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国中间投入结构效应、日本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出口结构及日本进口结构效应为正,加剧了中国贸易污染条件的恶化。     

中日贸易污染条件研究——基于MRIO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2000-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隐含碳顺差,中国单位出口的平均污染量是其从日本进口的5.3-7.5倍。因此,由于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更为"肮脏",中国成为日本转移高碳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法对影响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变迁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和日本中间投入结构效应为负,对改善中日贸易污染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国中间投入结构效应、日本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出口结构及日本进口结构效应为正,加剧了中国贸易污染条件的恶化。     

上海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在运用包络数据方法测度Malmquist指数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研究上海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上海主要集中体现了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纯技术效率的小幅、长时期提升,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还主要体现为负向影响效应。同时,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素中来自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的信息逐渐增多,即加快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有利于科技企业技术进步,其中要以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为突破口。     

浙江省虚拟水贸易的损益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和IO-SDA等模型方法,本文测算了浙江省2007年、2012年和2016年进出口贸易内涵的虚拟水量,并对各产业虚拟水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2007年出口虚拟水含量和进口虚拟水含量分别为216.84亿吨(48.2%)和83.9亿吨(18.7%),2016年分别为318.08亿吨(34.8%)和92.14亿吨(12.9%),在此期间进口量一直小于出口量。分解影响因素显示:一是进出口贸易内涵虚拟水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贸易规模的变化。二是在不同年度、不同部门之间,贸易规模影响存在较大差别。三是真实耗水系数与真实中间投入技术的改善是减缓虚拟水含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四是中间投入技术与直接用水系数分解出的结构效应都不明显,且在不同年度、不同部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五是中间投入中进口品占比变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     

数字贸易对我国区域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从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理论分析数字贸易对我国区域碳减排的传导路径,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贸易显著降低了本地区碳排放强度。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从传导路径看,数字贸易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改善,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3）一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不仅受本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负向影响,也受到邻近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基于此,应大力支持数字贸易建设,利用数字贸易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和低碳技术进步,优化区域间高水平协调发展格局,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