槛外薪传的学术承接与对话——读萧楼的《夏村社会》

如何有效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萧楼的《夏村社会》以江南夏村为研究对象,将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晚年思考的“场”联系起来,全景式地叙述了村庄的历史、经济、政治、宗教和象征体系,并发展出“差序场”的概念,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也在人类学中国研究方面,为我们展示出一种槛外薪传的学术承接与对话的范例,意义深远.     

杜甫律诗与起承转合

杜甫晚年的许多律诗均采用“起承转合”这一结构形式安排诗歌的内容, “起 承转合”之法的恰当运用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春秋战国兵家经济思想论述

春秋战国兵家经济思想论述李立华兵家渊源极古，班固谓其“盖出于古司马之职。”①然其名列《诸子略》“十家”之林，却晚在春秋战国之际。这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春秋以降，由于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生产力”的发展，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成长以及封建性...     

晚年张爱玲的饮食和疾病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晚年张爱玲在美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她仍然无法摆脱生活中“咬啮性的小烦恼”，因为跳蚤（虫患），她多次搬家，甚至住在酒店里。晚年张爱玲怕与人来往，拍接电话，怕写回信，即使姑姑的来信，也积压了好长时间才拆闯。     

关于马克思“跨越”设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提出来的。自被提出以来,由于自身的迷人魅力,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然而,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有一个正确理解马克思“跨越”设想的问题。就马克思“跨越”设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就教于同仁。     

吴文光琴乐述作观探微——以琴曲《秋鸿》为例

近代古琴大师吴文光先生在古琴演奏、古琴改编创作及古琴理论方面都有很高建树,在晚年时形成了自身琴乐的“述作观”。文章以琴曲《秋鸿》为例,通过对吴文光琴乐“述作观”的两个层次“打谱性阐释”与“化成性阐释”进行理论阐释,并对《秋鸿》在打谱层次与管弦乐改编层次所体现不同的内涵、意象和理念进行分析,进而说明吴文光当代琴乐理论的学理构建：将中国传统琴乐符号在当代进行重建,形成对琴乐传统的继承、创新及现代化的完型转化。     

论墨翟的经济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对墨翟的评价是学术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四人帮”又曾利用墨翟搞影射史学,阻碍了对这一问题的正常讨论。揪出“四人帮”,为进一步开展对墨翟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我们反对“四人帮”搞影射史学,但也不同意目前在墨翟评价问题上的流行观点。本着“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我们在本文中提出对墨翟的一些看法。虽然着重分析墨翟的经济思想,但也涉及了对墨翟的总的评价。我们的这些看法是否妥当,欢迎提出批评意见。     

“会通为体,分别为用”——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大义家言

钱穆在晚年积其一生学思,透过《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来接续中国学术传统注重通学通人的精神旨趣,对于宗教、哲学、科学、史学、政治学、文学等现代分科进行了系统性反思.他的学术“论衡”在现代立国关怀的意识驱动下,强调学术文化传统的独立对于政治体构建的奠基意义,提倡以吸收性精神会通、提摄、转化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成就,“会通为体,分别为用”,目的在于兼顾大群社会的公义共识与智识支撑.这是其“论衡”的义理指向,也与前期《政学私言》的家言论旨遥相呼应.在会通与分别的体用关系中追求新学术和新境界,这个展望在钱穆自身学术演进中也显现出理路的曲折精微,为今人“接着讲”提供了丰富启示.     

读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所想到的

林彪的发迹,适应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强个人的政治权威和团结党政军界的其他实力派的政治需要;张春桥的得宠则迎合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     

思维科学发展中的标志性著作——读评陶伯华著《智慧思维学》

早在十九世纪后期，恩格斯即在晚年提出：科学有三大体系：即自然科学体系、历史（社会）科学体系和思维科学三大体系。但当时，人们对思维科学的理解，以为人的思维有两种，一是抽象思维；二是形象思维。研究抽象思维的称为“逻辑学”；研究形象思维的称为“形象思维学”。但在十九世纪，“逻辑学”的著作很多，却没有“形象思维学”的著作。     

以诗入史、以诗证史的力作：《〈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评介

自清代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观之后，胡适先生于1921年进一步提出“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此后两年，梁启超先生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上指出“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上世界第一丰富矿穴”。     

关于晚年亚当·斯密销毁其手稿的思考

一向被尊为英国经济学理论的泰斗和祖师的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奉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圣经》”,亚当·斯密本人则被誉为一个坚定反对政府监管、强调一切由市场自行调节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祖师”。然而亚当·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大部分手稿全数销毁,在学术界广受争议。以亚当·斯密的时代背景为入口,通过对其著作的研究和生平事迹的了解,合理推理出他晚年销毁手稿的原因。     

学会生活 积极养老

“学会生活,积极养老”,是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共同的人生课题。正视这一课题,做好这篇文章,是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欢度晚年的重要途径。     

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孙中山晚年作出的“联俄容共”决定，并非如传统史学观点所言，孙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甚至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如果不是前者，孙的“联俄”是不得已的选择吗？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紧迫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式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论明清环渤海区域的海洋发展

“环渤海区域”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框架下的一个概念。环渤海区域是以渤海和黄海北部海域为中心、包含有自然、经济、社会诸子系统的多层次综合的区域系统 ,经济系统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明清时期是本区海洋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 ,本区的海洋开发日趋活跃并逐渐融为一体 ,区域内部和区域外海洋世界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 ,初步展现了海洋区域的活力和发展潜质 ,提升了本区地位。     

希望工程闪耀西部——陈正：背一座学校过雪山

他是个率真而充满梦想的上海老人。为了西藏墨脱的孩子们，他改变了晚年的生活志向，重新开始了一种意气风发的日子。因为他的多方奔走，一所耗资86万元的希望小学在一个落后封闭的原始村落建立起来，可他却不愿别人张扬他的故事，“我只是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而已，有什么好写的……”     

“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

中国20世纪的70年代被认为是一个荒唐的年代,疯狂的年代。“晚年的毛泽东”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期间的毛泽东思想却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阵思想狂潮。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承认的中国人的贡献。尤其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的“文革”随着激进分子的革命浪潮被卷入了法国。但是,带着对东方乌托邦的幻想隔岸观战,法国人所认识的“毛主义”是一种带有法国政治文化烙印的法式毛主义。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回顾

小平同志说:这场争论不可避免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人民获得了又一次解放。但是整个国家百废待举。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全面拨乱反正是当时最突出的任务。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问题涉及到毛泽东。但要说毛泽东有错误,对许多人来说,还接受不了。而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还站在“左”的立场,坚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形式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就是这种僵化思想的集中反映。这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文化悲情和历史思考——解读陈寅恪

陈寅恪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也许确实是个遗老——或者,用胡适的说法,“遗少”。这也许与他的家世有关:他有个在湖南巡抚任上力行新政,在戍戌政变后被革职“水不叙用”的祖父陈宝箴;有个绝意仕途,以诗名世,自号“神州袖手人”的父亲陈三立;有个涛画大家的兄长陈师曾(衡恪);如此仕宦诗书的世家,不可能对他的性格心情没有一点影响。也许,这又与他的毕生学术事业有关:他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造诣,如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占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领域;又精通多种文字,除蒙、藏、满文外,还有现在纯属古董的梵文、奕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等等。这些学识,与其说使他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不如说使他与世界有更多的距离。也许,遗老形象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与他晚年的处世态度相关连:对现实和政治抱一种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却又讥评时政,借着“颂红装”,倡扬着时势所不能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着自己的兴亡感慨和沉哀隐痛。——这在他身后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论战双方,对于他的“晚年心境”与     

从实求知——费孝通之家庭承包制理解视点变迁

在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几乎不对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农地制度发表看法,这对于一个以关注农民经济生活著称的研究者来讲是不同寻常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之行后,这种避而不谈的状况开始改变,他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由初始的怀疑、保留逐渐转向肯定和赞同。他主要是从中国社会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角度评价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必然性,且认为家庭承包制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予以调整和改进,以不断增强其适应性。费孝通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及其变化是他从实求知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他晚年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