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池的经济效率和反垄断规制

本文从专利丛林问题入手,分析了专利池的事后效率和事前效率。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美国和欧盟的专利池反垄断规制实践,并就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我们总结了衡量专利池效率的相关因素,并给出了一个反垄断规制的基本框架。     

试论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规制

通过划定知识产权滥用的边界，分析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内在关系；指出反垄断法应该规制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主要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在许可协议中限制竞争；认为我国建立与知识产权滥用有关的反垄断法具有现实的意义。     

论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

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反垄断法的基本实体制度之一。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章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基本上是合适的,但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论外资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

在资本国际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外资并购作为一种外资进入模式给我国的法律制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在外资并购的浪潮中既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又维护国内企业以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试从制定规制外资并购的反垄断法的背景、价值取向、实体法、程序法规则以及其执行机构等几个方面阐述对外资并购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维持转售价格的反垄断法规制

维持转售价格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和难点。维持转售价格行为本身的认定以及其对市场竞争产生的效果认定。是维持转售价格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前提基础。需要借鉴国外对维持转售价格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实践以完善我国对维持转售价格行为的法律规制。     

论规制专利权滥用的法律选择

权利滥用与垄断都是违背权利设立目的、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专利权人可能滥用专利权,而只有形成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其滥用专利权行为才有可能形成垄断。虽然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将专利权滥用划归到了反垄断法规制范围,但事实上可以选择的对专利权滥用进行规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运用私法的专利法和作为公法的垄断法。专利权人行使权利超过私法容忍的限度,危害了反垄断法所保护的正常的竞争秩序时,就适用反垄断法;反之,则应适用以专利法为主的私法规范。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及其规制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内容,论文以"微软黑屏案"为切入点,探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基本理论,进而论述我国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地位行为的规制,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竞争中性规制的主体构造——兼论新《反垄断法》增补条款之完善

受域外对竞争中性这一术语表达方式的影响,国内学界对竞争中性规制主体的认识整体上较为笼统模糊,与扭曲竞争的本土因素环境存在脱节。中国实施竞争中性的背景、动因和策略独具特色,学理意义上的“政府”在中国有多样化的具体存在方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各类公共权力和公共职能担当者、公共资源支配者的行为均有可能导致竞争中性偏离。重述和界定竞争中性及其规制的内涵,凸显党对竞争中性规制工作的领导,秉持多层级、复合性的规制关系主体构造观,是在中国深入开展竞争中性规制的逻辑起点和立法支点。新《反垄断法》的增补条款为构造上述主体关系提供了方向指引,但对竞争中性被规制主体的范围界定存在漏洞,应予以弥补。     

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及其启示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模式是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理论依据。西方国家的垄断基本上是市场垄断，其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有一个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的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宜采取“结构主义”并侧重于打破行政性市场壁垒。但从长远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也会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论公用企业滥用垄断力行为的特点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公用企业的垄断问题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社会的发展不可以也不可能没有公用企业的垄断行为。但是,公用企业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垄断行为获取自己本不应该获取的利益,限制了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和发展,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了诸多诟病。因此,对公用企业滥用垄断力的行为进行规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标准必要专利禁止专利池外单独许可的经济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企业/专利池管理企业/标准必要专利被许可企业的博弈决策模型,在专利池管理企业"多对多"许可模式下,研究标准必要专利禁止专利池外单独许可对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企业及标准必要专利被许可企业研发动机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专利池管理企业有动机禁止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企业在专利池外单独许可;禁止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企业在专利池外单独许可会降低现有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企业的研发动机;禁止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企业在专利池外单独许可会提高专利许可费;专利池管理企业有动机阻止标准必要专利被许可企业研发专利进入专利池,并维持高额专利许可费.本文最后提出针对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的启示.     

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模式是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理论依据。西方国家的反垄断即为反市场垄断，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有一个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的反垄断主要是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宜采取“结构主义”并侧重于打破行政市场壁垒。但从长期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也会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论公用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

对于公用事业的反垄断来说,反垄断法是普通法,调整相关公用事业的法如电信法、邮政法、电力法、铁路法等是特别法,特别法对它的垄断如有具体规定,作为普通法的"反垄断法"也就只好亮绿灯放行了。因此,对公用事业反垄断或引进竞争机制,主要应着眼于其内部,在有关专门立法或制度上做文章"反垄断法"只能起一般和兜底的作用。因此,如果在广义的框架下讨论公用事业的反垄断问题,有关反公用事业垄断所必要的体制支持的论述就必不可少。     

“数据池”个人信息保护的反垄断法因应

“数据池”是共享个人信息的重要形式,对于“数据池”个人信息是否需要反垄断法保护,目前的观点还未统一。虽然难以用传统价格理论分析“数据池”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属性,但很多时候个人信息本身就是服务的对价,通过“数据—质量—价格”的逻辑链条,“数据池”个人信息能够纳入反垄断法的附属保护范围。在数字时代,“数据池”个人信息可以构成一项独立的消费者福利,个人信息保护与价格同等重要,附属保护与独立保护并重。“数据池”自动共享数据构成剥削性滥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企业合并形成“数据池”属于排他性滥用的反竞争行为。“数据池”聚合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合谋应被视为新型垄断行为,但仍未超出《反垄断法》规定的三种垄断行为,是新型的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     

从微信收费之争看瓶颈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

日前,电信三大运营商与腾讯的＂微信收费之争＂掀起了网络经济的垄断浪潮。在网络经济的时代下,瓶颈垄断经济越来越多,我国《反垄断法》应该对这种瓶颈垄断行为作出相应的规定,规范优势企业的市场行为。将以微信收费的争端为线索,引出瓶颈垄断的概念,浅析我国垄断法对瓶颈垄断的规制,突出瓶颈垄断行为应受规制的必要性,并提出瓶颈垄断反垄断法规制的立法建议。     

被规制者对规制的滥用——对美国反垄断法偏离公益目标的历史考察

反垄断法是美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一般认为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都以公益目标为导向,但私人企业往往通过对反垄断法的利用与滥用,实现有利于己的福利转移,使反垄断法严重偏离了公益方向,由阻却市场力量的利器异化为谋取私利最大化的工具。对美国企业利用与滥用反垄断规制的考察,能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立法乃至未来的执法提供一些借鉴。     

美国反垄断法对独家交易协议的规制

美国反垄断法视野中的独家交易协议主要是指制造商要求购买人不得与其竞争对手进行交易的协议。独家交易协议有多种表现形态,对其所采用的规制原则不断变化发展,现在主要采用合理规则。在认定独家交易协议是否违法时,法院主要考虑其对竞争本身的影响及对社会利益的影响。对违法的独家交易协议所追究的法律责任与一般的限制竞争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基本相同。     

论反垄断法的效益观

效益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法律是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因而作为“经济宪章”的反垄断法必然要树立效益法律观,追求效益的最优化。反垄断法所追求的效益是指通过有效竞争来实现的以经济民主为保障的社会整体效益。     

“腾讯QQ”与“360”之争的反垄断法分析

"腾讯QQ"和"360"之争已广受国人关注,"腾讯QQ"的强制卸载行为更是将此风波推向极致。深层次分析"腾讯QQ"之行为,网络型产品自身的外部性特点使其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条件,数字的不可携带性是其滥用支配地位的根源,其强制绑架消费者利益,远超出了自力救济的范畴,违背了《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这足以认定其实质上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针对"腾讯QQ"等新兴的网络型产业,适用《反垄断法》予以规制时面临相关市场理论缺失、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种类受限、市场份额并非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唯一标准等难题。因此,应完善相关反垄断法律制度,进一步明确网络型产业市场支配地位的特殊界定标准,进一步细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种类,引入网络强制接入机制,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实现反垄断法保护竞争的基本价值取向。     

论知识经济下知识产权滥用及其规制

科技发展加剧知识产权滥用,知识产权滥用则抑制技术创新,对科技进步与知识经济发展产生负效应.以主体优势性、客体特定性及对象排他性与垄断性等要素解析知识产权滥用与否,即可得出知识产权滥用实为专利权滥用之结论.知识产权滥用现象可通过构建与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强化司法与执法工作等措施加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