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腐败行为与洗钱风险

本文以中国1980-2010年的897例腐败案例数据为基础,分析得出:现金是腐败媒介及腐败洗钱的最主要方式之一;通过银行转账腐败赃款是腐败洗钱的常见方式;购买房产、虚构交易、虚构债权债务或收入、实体经营是腐败收益顺利清洗的重要途径.腐败程度、腐败时间、腐败等级、腐败时期阶段是腐败洗钱风险的正向作用变量.因此,本文提出为提高预防腐败的有效性,需完善大额现金交易记录信息要素并密切监测,将房地产、贵金属、文物拍卖等高风险领域纳入反洗钱日常监管范围,填写准确的职业信息、根据职业逆向追踪打击等建议.     

经济体制改革中腐败成因的文化解释

本文对腐败成因的文化机制作了初步的讨论,认为在文化层面上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蔓延,既源于腐败思想的长期存在,又源于对腐败思想给予宽容、默认、辩护的思想腐败。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思想上的腐败是最深层的腐败,提出了“文化反腐”的新概念。     

基于社会网络的腐败群体行为分析

新时期的腐败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群体行为,而腐败群体内部的社会网络则是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本文将腐败群体行为与社会网络理论联系起来,构建了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腐败群体行为分析框架,包括腐败网络及其社会网络特征的静态描述,以及腐败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模型.这一分析框架为腐败群体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腐败群体现象的新思路,同时也是一个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以及实证分析的基础平台.     

福建沿海农村基层廉政建设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在对腐败行为的治理实践中,如何准确估价腐败行为,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对其进行定量定性分析。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尝试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测评腐败行为,旨在确立一套评价腐败行为的科学体系,力求使测评腐败程度科学化、数量化、精确化,为控制腐败提供科学依据。     

外部性视角下教育腐败的成本与收益

以外部性的视角,运用经济学成本收益方法探索教育腐败行为产生的深刻根源,分别对教育腐败的私人成本、私人收益、社会成本、社会收益、总成本、总收益进行分析和比较,腐败的私人成本过低是个体选择腐败的主要原因,治理教育腐败必须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高教育腐败的私人成本,降低私人收益;增加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降低教育腐败收益与成本承受者的不对称性,遏制腐败趋利的冲动和选择.     

两类信贷腐败比较研究:审批腐败与支付腐败

企业在向银行寻求信贷融资时遇到的信贷腐败可分为两类：金融机构中主管信贷审批的高层人员的审批腐败;负责信贷发放的基层人员的支付腐败。通过分析两种类型的腐败在项目寻求信贷融资时的影响,揭示信贷腐败与信贷融资之间的关系,指出两类腐败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基层支付腐败对信贷融资项目产生逆向选择,阻止了低风险项目的信贷融资行为,而高层人员倾向于和融资项目合作,因而具有减少基层机构支付腐败的动机。     

一个基于腐败现象的博弈模型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的产生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然而腐败是否一定得以发生,还取决于其收入与实施成本的对比.通过进一步对腐败官员和政府监督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找到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从而得到一些遏止腐败的对策.     

以"混合政体"预防制度腐败——波利比乌斯廉政思想初探

波利比乌斯通过其"政体循环说",将政治制度的蜕变与腐败视为必然,认为导致制度蜕变与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进而通过其"混合政体论"作为预防制度腐败的不二法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廉政思想,成为由制度腐败观向权力腐败观的过渡标志,为后世权力腐败的预防提供了借鉴.     

论权力腐败的成因与对策

只有结合当前政治经济生活的实际,深入分析滋生权力腐败的成因,才能求得遏制权力腐败的有效途径。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要重视教育,严格管理,加大权力腐败的事后惩处力度,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文章将腐败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腐败与公共投资等三个大的问题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文章的结论指出,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关于腐败概念界定的研究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才绎腐败概念的多种观点，地腐败客体、腐败主体、腐败的危害、腐败动机和腐败的标准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腐败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界定腐败才比较全面，而且也切合社会实际。     

论防治高校腐败的对策

近年来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但由于高校面对更多的自主权却还没有建立起更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从而给腐败的产生留出了空间,产生了经济类腐败、行业类腐败、学术类腐败。在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建立健全高校管理制度、实施有效监督,对防治高校腐败具有现实意义。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关键

吏治腐败是其他一切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是治理吏治腐败。吏治腐败的实质是权力腐败。预防和治理吏治腐败，必须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入手。防止和治理吏治腐败不可能一蹴而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任务依然繁重，治理吏治腐败的任务依然艰巨。解决吏治腐败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     

发展市场经济须严惩权力腐败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腐败,它像一个阴影,笼罩着五千年文明史,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健康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改节、发展和稳定的任务日益繁重,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复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腐败侵害着人民的肌体,阻碍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此,党和国家把反腐败当作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出台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政策措施。本文拟就权力腐败谈点浅陋的看法。一、要找准腐败的要害腐败的种类很多,以权某私、以色谋权、滥用职权、买官卖官……不胜枚举,形式多样变化无常。那么,腐败的实质和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江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腐败的要害和核心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指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国家工作人员为谋求某种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的行为和现象。权力是把双刃     

腐败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基于省级数据的检验

基于1993~2008年中国地区层面的数据,以各省区腐败案件的发案数作为腐败的衡量指标,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的联立模型中引入腐败因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既可以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或扭曲环境政策直接加剧环境污染,也可以通过降低收入水平间接降低或增加环境污染。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的动态变化,且受各地区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腐败对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梯阶差异。     

经济市场化、金融发展与反腐败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市场化在影响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都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市场化对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除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市场化的其他四个方面因素都对腐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还能显著增加金融发展的腐败治理效应,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对于惩罚性和威慑性的腐败治理策略而言,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推动金融发展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腐败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全球视角

腐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谈论的热点问题。自人类出现了私有制以来,腐败就伴随着国家和阶级的产生而不断发展变化。在以往的文献中,腐败问题的实证分析较多关注腐败与经济因素之间的研究,而很少涉及腐败与社会、政治因素（如法治水平、政治稳定等）之间的相关性研究。采取世界银行的＂良好政府＂数据和世界透明组织CPI数据,包括六大变量：法治水平、政府效率、政治稳定、发言权与责任、法规品质和腐败控制,挖掘腐败控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腐败与法治水平最相关,提高法治水平是遏制腐败的最重要手段;政府效率与腐败相关度也较高,提高政府效率有助于控制腐败现象。     

治理秘书腐败的制度建设探析

该文指出秘书腐败的基本特征仍然是权力的腐败,并论述了实现秘书队伍的专业化是汉理秘书腐败的首要条件,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是治理秘书腐败的关键举措。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为了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结论是: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相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