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难在哪里

公民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来，能有效推进广大领导干部科学政绩观的树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地方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然而，从我国现行公民参与的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意识、渠道、方式方法、类型、效果的现实来看，与新形势下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     

建立政绩考评新机制

错误的政绩观阻碍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就要构建政绩考评新机制.考核政绩应突出"实"字,衡量政绩应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标准,考核指标应把科学决策作为重要内容,考核主体应多元化,考核形式应公开.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重构

本文以我国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简要分析我国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历史与现状，并针对现有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成效和缺陷提出重构思路。     

科学的行政政绩评价指标体系与构建原则探析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各级政府都在改革行政绩考核体系，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但是，在总体上，仍然存在缺乏理论指导，操作盲目，还未达到科学化的程度，亟待理论总结与研究。本文力图从分析政绩及政绩考核的基本特征入手，剖析它们对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及考评办法的基本要求，同时提出建立科学政绩考评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加强企业管理建设 完善领导干部考评机制

2013年是西北油田分公司增储上产的关键一年;是分公司实现中国石化西部能源接替,实现千万吨级大油田重要一年;是开创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新局面的开创性一年;按照西北油田分公司和局党委的总体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坚持资源第一战略,以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主线,按照“坐稳塔河、评价玉北、扩大塔中、攻关外围、高效发展”工作方针,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强化创新驱动,突出价值优化,不断完善油公司管理机制,着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实现西北油田分公司2013年任务目标。     

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起负中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加快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村立正确的政绩观;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更好地实践科学的发展观。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关键是要解决好如何科学地评价干部政绩的问题。干部政绩评价犹如一根“指挥棒”,对干部追求什么样的政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有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绩观。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和督促广大干部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并以正确的政绩观践行科学的发展观。     

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何为正确的政绩观?政绩是执政党利用执政权力,运用执政条件所努力创造的业绩。共产党的宗旨决定了正确的政绩观,应该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的政绩的认可和弘扬,必须依靠科学的考核和正确的评价。实践证明,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这是从制度上督促党的干部确立科学政绩观,更加勤奋建功创业的保证,也是引导干部克服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确立人民的长远利益,不辱使命,树立长期目标的正确导向。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补助与公司税负

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地方政府政绩诉求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公司实际税负变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政绩诉求(财政盈余、相对GDP增长率和相对失业率)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政府补助,且地方国有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更高;财政盈余对低额补助和高额补助的正向影响更大,相对GDP增长率(相对失业率)整体上对高额补助的负向(正向)影响更大;政府补助可以显著降低公司整体税负水平,且公司税负越高,政府补助降低税负的效应越大。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公司税负的降低主要来源于增值税税负的降低;地方国有公司税负的降低来源于税费支付和税费返还,而非国有公司税负的降低主要来源于税费返还。政府补助是地方政府帮助公司降低税负的一个重要渠道。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控制权与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以2004—2010年的非金融类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绩诉求目标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行为差异,揭示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分权是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1)相对经济增长率、财政盈余等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目标构成了影响国有企业政府控制权的重要因素,且不同级别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的影响存在差异;(2)随着行政级别的下降(省一市一县),政府控制权对公司价值的损害效应逐层减弱。这表明基于不同的政绩诉求,相对于高级别政府,低级别政府与企业的利益更为一致,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所带来的价值损害更小。     

中国绿色经济的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绿色经济作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经济使全球在面临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以及资源短缺等严重危机的时刻看到了曙光,而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对绿色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文章从管理体制、管理模式以及制度供给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绿色经济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境,并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创新管理体制、管理模式以及治理工具,才能加以解决。     

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困境与创新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兴起,房地产企业也不断的增加,使得房地产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也加大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难度.通过对当前房地产行业的分析可知,大部分房地产企业都面临着资金紧张,融资难的问题,进而影响到房地产行业的继续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形成一定的制约.本文主要对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创新路径.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困境与创新初探

本文首先分析了国有企而建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困境,然后对这些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最后提出了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创新的三个的探索,分别是思想理论创新、体制制度创新以及方法载体创新。     

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

利用26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型、经济-生态型和经济-生态-服务型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高位压力均会导致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低位吸力则会促进本地区生产效率提升。多元化政绩考核体系能够有效纠正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降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人口集聚下各城市之间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存在差异。就区位异质性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由竞争而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程度更高,但同时也具有更强的集聚力以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就资源禀赋异质性而言,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生产效率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从而降低地区生产效率损失;就城市规模异质性而言,"用脚投票"机制在超大特大型城市中作用更为显著,不同规模城市提高生产效率途径存在差异。     

地方国有资产监管的困境与出路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其后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相继成立。据统计,各省级国资委全部建立,全国356个地市有331个设立国资委。10余年的探索实践中,在"统一所有,分级代表"的体制下,各地国资委初步建立起国资监管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亦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破解。本文重点探讨设区市国资监管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     

创新政绩考核机制重塑城市治理结构

政绩考核机制以其对政府行为的导向功能，成为影响城市治理结构的重要外生变量。政绩考核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推动政府官员创新与改革；而另一方面，又潜伏着权力的短期行为与决策失误，并进而扭曲城市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间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两个分权，一个根本，一个保障”的制度设计，认为只有从治本视角创新政绩考核机制才能协调各方利益，并以新型城市治理结构推动城市永续发展。     

关于绿色经济发展中创新完善绿色政绩考核问题的思考

当前，绿色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就来自干政府官员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创新政府自我激励机制，创新完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一方面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使政府与百姓激励相容，切实发挥政府官员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必须采用有效的约束措施，提高“非绿色发展”的风险和成本。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