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国际大巴扎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端的二道桥商业圈,是一座集旅游观光、民族商贸、餐饮、民族艺术展示、零售五大业态为一体的旅游观光景区。国际大巴扎于2003年6月26日落成,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巴扎。"巴扎"是阿拉伯语"市场"、"集市"的意思,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     

高山仰止——记吴承明教授二三事

我想通过半个世纪来接触吴老（承明先生）及其论著的几件事，谈谈受到的教诲与留在心目中的形象。     

文洁若先生二三事

电话里,文洁若先生的声音,少女般清脆、甜润. 在北京木樨地一座居民楼里拜访她时,眼前这位出生于1927年的八旬老人,与电话里那个声音,一时让我难以划上等号.     

冯友兰先生二三事

一 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中国哲学史研究生时,冯先生是我的导师。 那是1962年,经历了3年大跃进以后,全国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时期。高教部提出了高教十六条,要求把北大变成东方的莫斯科大学,一切工作要走上正轨。于是决定招考文科研究生。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招考研究生两名,导师是冯友兰和任继愈教授。我当时正好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就决定报考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生了。     

关于投资的二三事

资本市场波云诡谲,时刻都在上演着名字叫做欲望的故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只要置身其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下面讲讲投资的二二三事,或许能帮我们在追逐资本市场的征途中,少走一些弯路,甚至是死胡同。     

公仆的风范——河北长安胜利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崇山二三事

在冀中大地的定州开元塔侧、定曲路旁,矗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汽车城”———河北长安胜利汽车有限公司定州轻型客车生产基地。近几年来,这家全国大型企业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在国内轻型客车行业中熠熠生辉。到过这里的人,很难想象眼前这家拥有７０００名职工、资...     

忆高鸿业先生二三事

（一）改读经济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先生高中毕业,抱着“科工救国”的朴素想法,选择了自己并不特别擅长的学工道路,考进了刚刚迁到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1944年春天,即将大学毕业的先生,应征入伍,被派遣到昆明炮兵学校,任炮兵战术课程的英文翻译。     

侍御史朱处约二三事

蓬莱阁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由郡守朱处约于宋嘉祜六年修建,“为州人游览之所”。为中国古代旅游作出如此贡献的朱处约,其可考的事迹却寥寥。在众多的史书记载中,只留下朱处约在知登州之前的些许材料。或许从中我们可以对朱处约其人有更多的了解。     

援赤道几内亚船技专家组二三事

中国援助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船舶技术合作组于1989年2月远涉重洋来到“马涅”号轮船上。伴随着这条由我国援建又超期服役的轮船,专家们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两年,他们勇敢地迎接困难的挑战,与大海风浪奋勇搏击。     

“日本经营之神”二三事

一个是家电业的开山祖,一个是汽车业的巨无霸,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却以白手起家建立了各自的世界性企业王国。推开这扇神话的大门,我们将看到无尽的宝藏。     

HR新人初入职场的二三事

在现实生活中,专业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还存在一些区别。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虽然有证书,但不一定会干活。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了解新入职场的二三事,才能高效率地干活。     

难忘河北教育改革二三事——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刘作田访谈

杜丽荣：刘主任,您好1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教育工作。当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作为我国加强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科教兴国的基点。请您谈谈河北省当时是如何开展“普九”工作的？     

如何制定正确合理的会计决策

会计决策是在财务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所谓财务决策，就是在企业财务活动中，为实现预定的理财目标或解决新遇到的重大财务问题，根据对理财环境的分析，确定具体理财目标，拟出可以多种替代的方案，从中选出一个最适宜的方案，予以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企业活动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次，都存在着如何正确决策的问题，决策贯穿于整个财务管理过程的始终，是财务管理的核心和基础。     

从黄土地上升起的一颗璀灿明星——赵俊武抓改革二三事

六个工程项目有四个正打着经济官司;１４个公司有八个处于息工半息工状态;职工工资发不出;银行贷款天天催。这便是１９９７年以前的铁道部十七局五处的状况。１９９７年３月,局转机改制,将五处与机械运输处合并,重组为五处。此举虽使五处施工生产能力得到壮大,但相...     

实时绩效管理:随时做好正确的事

当今的企业面临着艰苦无情的环境:全球竞争、生产能力过剩、经济萧条、以及不断增加的产品商品化问题,"正确的事(right things)"和"好(well)"与坏的标准瞬间就会发生改变。要在如此艰巨的情况下实现利润的增长,抑或是增长市场份额,这样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做牵线搭桥的“全导体”——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为企业服务二三事

如何使协会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陈光磊采访时如是说：“协会,就是从宏观上对企业进行战略指导,从微观上对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干的是牵线搭桥的活。”     

英名垂千古 风范激后人──忆孔繁森同志二三事

英名垂千古风范激后人──忆孔繁森同志二三事赵文鹤几个月来，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孔繁森的名字传遍了神州大地。我在西藏工作时，曾与繁森同志有过多次接触，有时畅谈到深夜，知道他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他无限忠诚党的事业，立场坚定，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优秀品德...     

跨国公司的国际筹资及其决策

跨国公司的国际筹资及其决策中国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吴玲玲跨国公司的经营与财务活动涉及很多国家,其筹资范围广,方式多,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在面临更大风险的同时,也拥有更多的机遇,如何趋利避害,筹集更多的资金是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跨国公司筹资...     

如何使政府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

一、公共服务是政府应该干的“正事”在四年前讨论这些问题时,还众说纷纭,最近两年,我们的认识已经越来越统一了。大家都认识到政府的职能需要转变,越来越认识到公共服务的意义以及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哪些制度需要变化,需要重新制定,哪些观点需要调整。海南省是最早提出政府转变的,从小政府大社会来讲,当时的概念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起到了推动各级政府从管市场、管企业中退出来的积极作用。世是这个概念也需要与时俱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不一定就是要求政府管的事情少了,只是要求它管不同的事情。随着市场的发展,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一定会变少,有可能是更多。企业的事情更多地由私人来管,政府退出了;但是公共部分,以前改府也没有很好地提供,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可能需要会更大(甚至在GDP当中的比重也会加大),因为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城市化建设,比如说环保,比如说我们的公共教育,比如社会保障。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大是小,而是看它是不足干了正事;多大多小,最终也要由市场决定,由社会决定。政府职能的转变有两个方向,一是政府要做正确的事情,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二是政府要有效地做事,有效地做自己该做的事,这就要对政府的内部管理制度方面做很多的改革与改进。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前面一个问题,即如何使政府做正确的事或正确地做事。而要使政府做正确的事,就涉及到许多问题,首先是要深化体制改革,从体制上保证政府不做不该做的事,同时还要求政府采取适当的公共政策,实现各种利益的均衡;还要求政府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下面就分别通过对当前一些现象的分析来加以说明。二、深化体制改革,在体制上保证政府做正确的事要想使政府真正做、而且是仅仅做自己该做的事,在当前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深化体制改革,从而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确保政府能做正确的事。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有关产权体制改革,另一个是有关政府体制改革。政府做不正确的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总在那里管企业、管产业,而不给各种产业和企业以充分的自主权。这件事嚷嚷了许多年,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就在于如何真正实现产权制度的改革。比如在管不管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只要还是国有,政府就会管。所以关键在于产权制度的改革,同时人们关于产权、关于资本的观念也要相应地改变,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国有经营性资产本身要减少,这样才能使国有企业逐步减少,政府才能最终从管企业、管产业等事务里面退出来。这在全国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最近我们在参与人大常委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法》的起草制定的前期研究,发现政府之所以还在管企业,说到底还是因为有太多的国有经营性的资产。国有资产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经营性资产,也就是企业资产;另一块为非经营性资产,也就是公共设施性的资产。过去缺乏一种机制,使得我们过去形成的大量经营性资产,逐步有序地从企业退出,然后转移到非经营性资产上面去,也就是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比如社保)的提供。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转化机制,我国的国有资产没有减少,而是存在形态发生变化。这涉及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转型(指它存在的形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企业的转制和政府的转型。中央政府要转型,地方政府也要转型。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的变化要有利于企业资产有序地转成公共设施,从而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另一个例子是宏观经济失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关,特别是与中央一地方政府的关系有关。比如我们这两年出现由投资高增长引起的经济过热,这里面就有一个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未来的利益”被侵害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投资问题、土地批租等,都有一个未来利益如何代表和顾及的问题。现在地方土地批租之所以造成经济过热,其巾一个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式的政府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官员是由上级任命的,地方政府虽受地方的制约,但是更多的是受上级的制衡。在这样的机制下,干部一定是要不断地调动和轮换的,而不是长期在当地为当地的选民服务的。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往往在决定上地批租上,通常考虑的只是一个任期内的事,现任市长都是想尽可能多地把土地批出去,换来更多的钱,进行更多的当前的建设,在决策过程中,缺少一个“未来潜在的市长”在人代会上对现任的市长进行制衡的机制。这个“未来潜在的市长”就会更多地考虑哪些土地要是10年之后再卖,价格会高很多倍,更多地考虑土地在现在都批光了,下一任政府的资金来源在哪里,等等,“未来的利益”问题。结果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土地批得很多,所以批得很廉价,土地利用率很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里,我们却到处可以看到很平、很散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因为各级地方政府都是要把今后20年用的地在现在就批出去换钱上项目,把今后20年的事都放到现在的5年之内来做,自然就一定会是宏观经济过热。结果,为了防止宏现经济过热,就要由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地方下级政府进行“上级的制衡”,现在土地的审批权就又被收到了省这一级。我个人认为,这个权利制衡机制也要进行改革。事实上,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什么都要中央政府去决策,最终还是要实现“地方的权利在当地得到制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民主制度的问题,而且是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传统的问题,如何让更多的领域实现地方的自治,实现地方自身的利益制衡。要通过体制的改革,使政府更正确地做事。(下转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