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首先回顾了企业规模和企业产出间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指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继而从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的标准出发,分析了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此后,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揭示了我国企业规模同其创新产出总量间的正向关系,并用科学的测度方法证实了中小企业在创新效率及部分行业创新产出方面具有优势。     

合肥市专利产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2014年合肥市专利授权量数据和合肥市GDP数据,运用动态均衡关系分析的方法,对合肥市专利产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单位根、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可以知道:合肥市的专利产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专利产出是促进经济增长原因之一;在三种专利中,发明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大。     

企业R&D投入与专利产出实证分析——以江苏省大中型企业为例

本文以江苏省大中型工业企业R&D活动为研究对象,利用2004-2012年的相关数据,基于C-D生产函数模型对R&D投入与专利产出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将R&D内部经费支出和研发人员作为投入指标,专利申请量作为产出指标.通过检验分析发现R&D投入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源投入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影响,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并进一步为提高企业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出建议.     

文化创意企业专利产出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63家文化创意企业的实证研究

采用DEA方法测算了2012年上海63家文化创意企业的专利产出效率,并研究了所有制形式、规模和政府科技资助对文化创意企业专利产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52家企业在专利产出效率方面属于无效单元;内地与港澳台合作企业、国有全资企业的专利产出效率值最高,而外资企业和集体全资企业的专利产出效率值最低;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拥有比大型企业更高的专利产出效率;接受政府资助的文化创意企业比未接受政府资助的企业拥有更高的专利产出效率。最后提出提高文化创意企业专利产出效率的对策建议。     

专利产出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今时代是知识竞争的时代,拥有专利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和竞争水平。作为我国经济大省,广东专利申请授权量在逐年增高,发明创造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这表明我国的专利制度确实达到了鼓励和促进广东发明创造的积极作用。     

补贴政策对中国企业专利行为的影响——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采用2014—2018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了补贴政策对企业专利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的增加,体现实质性创新的发明专利申请并未获得政府补贴的激励。这说明补贴政策只激励了企业策略性创新,企业为"寻扶持""获补贴"只是增加创新产出的数量,在质量方面却没有显著提高。     

企业上市、专利突击与经营绩效——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8年中国创业板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上市前的专利突击现象,检验专利突击行为对专利质量和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存在明显的专利突击现象,具体表现为专利申请数量在上市前激增,在上市后增长停滞;第二,创业板公司专利突击行为降低了专利质量和上市后的长期经营业绩;第三,相较于发明专利,非发明专利的上市前突击现象更明显;第四,2014年证监会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专利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改变了公司专利申请策略,申请时间前移,上市前已申请但未授权的专利占比降低.最后,企业突击申请专利会使投资者高估公司价值,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研究结论有利于理解我国专利泡沫现象的制度诱因,对完善创业板制度和实现注册制转型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高校教师受基金资助论文产出与专利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2000—2004年期间获得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资助的250名高校教师为样本,运用负二项回归分析了其在受资助期间的论文发表数与专利申请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校教师的论文发表数量、发表论文质量、团队人数以及自然基金资助金额与专利申请数间存在正向关系。     

企业规模对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根据商业信用产生的相关理论,可以得出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企业规模和商业信用之间正相关,一种认为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无显著影响。通过建立主要受企业规模影响的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样本,运用独立样本的均值的T检验,文章证实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无显著影响。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 2 0 0 2年在上海、深圳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 1 2 8家家族类上市公司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控制性家族导致的代理问题刚刚开始出现。家族类上市公司中既存在所有权层面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所形成第一重代理关系 ,也存在家族企业主与家族 非家族雇员在管理层面形成的第二重代理关系 ,研究发现前者对家族类上市公司价值具有负面影响 ,而后者则具有双面的影响     

非理性股价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票价格的非理性变化是否会对资本配制产生重要影响呢?本文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利用一个面板VAR模型,我们发现,对于高流通股比例的企业,与基本因素相正交的Tobin's Q冲击对投资有显著影响。但是,方差分解显示,投资波动中可由Tobin's Q解释的比例很低。这些证据意味着,非理性的股价变化虽然会对真实投资产生影响,但其作用相当有限。结果还显示,股价的非理性变化主要通过迎合渠道,而非股本融资渠道影响投资。     

金融衍生品使用与企业价值、风险:来自中国有色金属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企业使用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趋势,以中国有色金属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使用金融衍生品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使用金融衍生品究竟增加了企业的风险还是降低了企业的风险?企业价值和企业风险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使用金融衍生品提升了公司价值,但未必能提升经营业绩;合理运用金融衍生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公司的内生性风险,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而系统性风险与企业价值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国上市公司合理使用金融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市场份额、负债融资与企业价值——基于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2015年中国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负债融资和市场份额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份额与负债水平正相关,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从市场份额的角度看,负债水平能提升企业价值,且负债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曲线呈U型;销售预期对企业价值具有调节作用,且高销售预期下这种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自选择问题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Chaney、Jeter和Shivakumar(2004)的研究方法,以2002年我国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自选择问题对我国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性探索。研究发现:(1)自选择问题对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影响,考虑自选择因素后,大所会调低对自己客户的审计收费,小所则反之;(2)不同规模的事务所对审计服务的定价方式存在差异;(3)选择大所的公司如果聘请小所,审计收费将会下降,说明这类客户偏好大所的高质量审计服务,并为此支付了更高的费用;选择小所的公司如果聘请大所,审计收费会显著上升,这部分公司可能出于降低成本才聘请了小所。     

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经济理论的视角,本文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促进竞争三条途径促进创新.此外,高铁开通对非国有企业和交流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显著.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各级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地改善企业创新的时空环境,提升...     

企业绩效、治理机制与影响力下的总经理变更——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

在法律体系缺乏和董事会执行力度微弱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总经理变更的影响因素并不明确.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本文运用Logit回归模型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机制和总经理的影响力三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总经理变更的影响因素.结论显示,股权制衡度和两职分离都与总经理的更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以及上市公司控制人类型与总经理的更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企业绩效、流通股比例以及总经理的持股比例对总经理的更替没有显著影响.     

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专利产出水平的对策研究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虽然增长很快,但同时又存在缺乏自主创新、产出数量少、发明专利少、产出效率低、缺少研发人才等问题。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专利产出水平,必须从战略上确立自主创新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实施企业专利战略、提高科技投入强度和效率、保护知识产权、营造创新环境、建设创新型科技队伍。     

基于分类转移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粉饰或掩盖公司真实经济业绩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以往研究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分类转移行为的关注,文章选取2007-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考察了管理层利用线上项目与线下项目之间的分类转移调整公司盈余结构的行为.研究发现:(1)管理层会将经营费用向下转移至营业外支出或将营业外收入向上转移至营业收入,以调增公司的核心盈余;(2)管理层会利用线上项目与线下项目之间的分类转移实现营业利润增长和避免营业利润为负;(3)管理层利用线上项目与线下项目之间的分类转移调增核心盈余的程度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大而减少,随着审计质量的提高而增加,并且大股东和独立董事对分类转移操纵的抑制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得以体现,而机构投资者对分类转移操纵的抑制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得以体现.文章为会计准则制定者、公司治理层以及企业外部审计师审查分类转移操纵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