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与比较

基于2000—2013年统计数据对安徽省各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进行测度,不仅考虑传统类型的城镇化,而且考虑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等。结果显示:1安徽省城镇化协调度处于上升趋势,但协调度并不高。2传统类型的城镇化协调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其大小依次为土地、经济、人口和社会城镇化;2006年之前,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城镇化协调度高于传统类型的城镇化,之后年份前者下降明显,且滞后于后者。3安徽省各城市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并不明显,但具体类型的城镇化协调度差异明显;从地理分布来看,皖北地区城市的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协调度高于其他地区,皖南地区城市的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协调度高于其他地区。     

区域性城乡统筹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以江苏省市域城乡为例

在系统分析城乡关系演变的基础上,以指标体系的形式和层次分析方法,分析江苏13个地级市域城乡统筹的空间分布特征:①全省城乡统筹的现状布局有从南向北分区逐减的规律,城乡统筹度分布格局与经济紧密相关,呈现“U”型变化规律。②南京这类城区发挥出规模发散作用和引导周围乡村产业经济等变革,是其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客观要求。③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城乡统筹的发展程度并不一致,不能简单地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促进城乡统筹的发展。④区域政府的发展政策、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乡村内部经济的不断增长、外来投资的地区倾向、城乡居民平等的追求愈益成为区域城乡统筹水平的动力。     

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运用熵值法从城镇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方面对中部六省2003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借助GIS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区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分异及演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区域各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拉大且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城市数量增多。2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区域大都集中在省会及周围城市;区域城镇化质量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格局,但集聚度减弱;热点区呈现由少数高强度中心到多中心分散格局,集聚中心弱化,缺乏全局性的高值集聚中心区;热点区域与城市群具有较好的拟合性。3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政策是当前中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力。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与比较分析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的理解,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包括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两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通过计算机拟合计算并根据结果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评,将重庆市与其他中心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应综合考察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发展要素产出率、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城镇化效率及其区域协同程度;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虽然在快速提高,但仍远落后于东部中心城市;重庆市的人口、土地、产业发展要素与资源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之间匹配度相对较好,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大,应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要素配置和城镇体系格局,推进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机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际单位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较低,且整体上耦合协调度较低,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状;（3）影响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力度、创新能力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改善以上因素来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与路径选择

传统发展观下我国城镇化模式具有两大缺陷:一是以土地城镇化为内容的城镇化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二是以人口数量城镇化为内容的城镇化恶化了城市容纳和承载能力。在经济新常态下,城乡协调、产业创新、经济效益和居民生活质量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中心内容。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发挥耕地保护制度的倒逼作用,加强城镇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在产业创新和民生事业发展基础上激发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基于民生改善的城镇化及质量提升问题探讨

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的城镇化面临比较复杂的状况,其中,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不相适应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显著性,致使以民生改善水平为标志的城镇化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文章提出应回归城镇化的目的——改善民生,剖析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民生改善问题,探寻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度分析

新型城镇发展的“新”主要在于“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对空变化和协调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2003—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各地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仿真与提升

在城镇化人口比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和提升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空间集约、城乡统筹指标七个方面构建区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纵向测度表明:中国从2004年到2012年城镇化总体质量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其中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社会发展、经济绩效,起伏较小及环比增速比较慢;而生态环境、人民生活与空间集约则起伏较大及环比增速较快。利用改进的BP神经网络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进行训练与仿真,表明效果良好,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提升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需要统筹改善城镇化专项指标、稳步提升城镇化总体质量。     

中国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研究

通过构建中国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在Arc GIS等相关软件的支持下,运用熵值法对2003—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得出城镇化质量体系综合评价结果,并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及其原因。结果表明:从城镇化质量动态变化来看,2003—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逐年升高,各区域增速明显,增长轨迹相似,但发展较不平衡,各地区差异较大。从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来看,中国城镇化质量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城镇化质量分区具有显著的阶梯性。中国城镇化质量时空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衡量城镇化质量3个子系统发展速度不同,其中城市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质量对城镇化质量贡献作用较大,城乡统筹质量持续低迷,不增反降。     

科学规制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为主要发展动力,强调经济、社会、环境间的和谐关系,推动城乡一体化、内涵化、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战略。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长三角地区小城镇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创新发展思路,较早进入内涵式城镇化发展阶段。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截至2012年,长三角城市化率已达     

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县域经济——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

县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近些年来各地市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发展。但在发展中,县域经济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如土地紧张、城乡割据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间的和谐发展。城乡统筹讲求城乡结合和谐发展,以此视角来重新审视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县域经济寻求区域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县域经济——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

县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近些年来各地市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发展.但在发展中,县域经济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如土地紧张、城乡割据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间的和谐发展.城乡统筹讲求城乡结合和谐发展,以此视角来重新审视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县域经济寻求区域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对比分析

城市群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与分析与一般城市地区不同,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在明确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城镇化效率、城市联系等7个方面对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城市化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利用客观赋权法中的变异系数法对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的角度得出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质量排在3大城市群地区的首位,山东半岛城市群次之,辽中南城市群最后,并分析各个子系统及城市群中所包含的城市对城市群地区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     

湖北省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与驱动力因素分析

本文从经济、社会、生态、居民、基础设施及城乡协调等六个层面建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分类模型,分析了2007-2016年湖北省12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内在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10年间,湖北省城镇化质量呈稳步上升趋势,空间分布表现为东高西低;居民生活质量、社会发展质量对全省城镇化的发展较为明显,且各要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城市间各有差异.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态势、模式和路径选择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相时落后性决定了西部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殊性.通过对西部地区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基本态势的评价,西部地区不具备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的建工补农模式的条件,而应当选择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推进模式.这一模式的实现路径有:以农村的城镇化、城镇的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推进西部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完善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支持体系.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等多种城乡问题解决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优缺点及限制条件。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具有城乡产业强力支撑、城乡空间网络布局合理、城乡公共服务配置畅通、城乡制度有效融合等内在要求。因此,应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综合推进模式,通过完善城乡资源的市场配置、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社会保障的合理统筹、发展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发展政策的协调推进等机制,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