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劣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FDI的流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FDI的分布不均匀也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地区吸引FDI存在不同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就中部地区利用FDI的优劣势进行分析。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环境数据库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污染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无论是港澳台投资还是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都对其引资决策和引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外商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明显的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后,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增强;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效应抑制了FDI的流入,并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生产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流入FDI决策FDI数量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FDI区域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福建、山东的比较

以假设的方法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命题,并利用广东、山东和福建的经济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市场容量、外贸依存度、固定资本投资、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对吸引FDI的影响,检验了假设的正确性与实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因素是地区吸引FDI数量重要影响因素,在吸引效应的发挥上三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气候变化波动、FDI流动与企业绩效——基于2000-2020年我国省域NDVI指数的经验证据

气候变化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影响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气候变化冲击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传导机制视角下，运用2000—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1365家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变化冲击下FDI流动影响企业绩效问题。研究构建了省域层面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并利用纳入FDI的生产率函数来测度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气候变化波动通过减少我国各地FDI流入和吸收，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成本等，从而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一般而言，规模较小或年龄较长的企业以及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和行业，气候变化冲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而2015年后随着巴黎气候协定的落实，企业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额外的投资，致使杠杆率在逐渐提升，盈利能力和生产率下降。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改善金融服务弹性，提高企业抵御气候冲击的复原力；落实“双碳”战略，增强经济韧性；扩大对外开放，提高FDI吸收和利用等。     

一国税收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综述

本文从某一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对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东道国国内不同地区间的税收差异对FDI在这些地区分布的影响、多个东道国的税收差异与FDI在这些国家间分布的影响三个方面,就国外税收政策对FDI影响的研究进行综述.     

FDI对我国就业促进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发展本地经济,存在不少盲目引进FDI的短期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本文考察了FDI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构建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模型,以及FDI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模型,并根据1986～2006年各省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就地区而言,FDI对中部省份的就业有显著影响,对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FDI对地区就业影响差异的深层原因,提出了科学合理地引导FDI的策略。     

我国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国FDI的影响

利用对中国直接投资排名前33位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等因素与不同来源国FDI流入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环境规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FDI,但对发达国家的FDI并未产生影响.由于我国FDI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因此我国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影响是有限的.提高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不但不会抑制FDI企业的进入,反而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发挥这些企业的技术扩散、外溢效应,更好地实现招商引资的战略目的.     

FDI对我国就业促进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发展本地经济,存在不少盲目引进FDI的短期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本文考察了FDI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构建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模型,以及FDI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模型,并根据1986～2006年各省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就地区而言,FDI对中部省份的就业有显著影响,对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FDI对地区就业影响差异的深层原因。提出了科学合理地引导FDI的策略。     

FDI与收入分配

本文基于FDI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影响的分析,指出FDI流入对我国收入分配非均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通过区域集聚效应扩大了我国东、中和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FDI通过就业结构及技术扩散扩大了我国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FDI的大规模进入.尤其是在劳动力密集产业的高集中度,也为解决城镇低技能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及基本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吸收能力的门限特征——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门限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若干吸收能力因素以及FDI技术外溢影响的门限特征,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地区经济结构等方面测定了引发积极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对城市就业与工资率影响的理论探讨

通过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的专业与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市场 ,并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对各个市场上劳动力的影响 ,阐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对生产者的影响以及政府实行“保护”政策的经济理论本质。并相应提出了治本的方法是控制人口出生率 ;从中短期看 ,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培训和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等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决定因素、市场绩效与政策选择——一个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平衡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是各国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所不懈追求的重要目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极大地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主要回顾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制度性决定因素、灵活性与安全性所产生的市场绩效、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文献的总结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劳动力市场政策利弊的认识,为我国就业保护立法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决策依据.     

国际贸易、FDI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基于1952～2006年面板数据的DEA和协整检验

本文利用DEA方法测算了1952～2006年27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且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明显,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明显;以1979～2006年27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虽然短期内FDI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国际贸易和FDI在长期弱化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还显示国际贸易、FDI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构成长期因果关系。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苏北地区劳动力流动为例

本文以江苏省苏北地区劳动力流动为例,分析了该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建立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得出结论:当苏北地区环境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为正时,即对劳动力的流入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自然环境的吸引力大于社会环境的吸引力;当苏北地区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为负时,即经济因素的作用会导致苏北地区劳动力的流出,而且个人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失的影响大于社会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失的影响;当苏北地区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对该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共同作用结果为负时,其结果表现为该地区劳动力的净流失。     

FDI的区域内与区域间技术溢出效应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然而目前国内有关FDI在区域间技术效应的研究相对缺乏。利用地区相关系数矩阵构建了区域间的外资流入变量,并以此为基础对FDI流入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相关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FDI流入会对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产生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宏观整体角度来看,FDI流入会促进我国整体的技术进步。     

FDI的区域内与区域间技术溢出效应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然而目前国内有关FDI在区域间技术效应的研究相对缺乏.利用地区相关系数矩阵构建了区域间的外资流入变量,并以此为基础对FDI流入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相关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FDI流入会对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产生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宏观整体角度来看,FDI流入会促进我国整体的技术进步.     

亚洲各国FDI流入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吸引的FDI增长迅速,亚洲的一些国家担心这会对本国的FDI流入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利用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亚洲各国FDI流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母国和东道国的GDP、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对一国FDI流入规模的影响是正面的,而两国间距离和东道国贸易成本的影响是负面的;无论是亚洲整体还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都是互补的。由此,本文建议亚洲各国对FDI不应展开过度竞争。     

金融抑制对我国FDI持续流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2002-2012年我国31个省际的面板数据,选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抑制的系数为正值,金融抑制促进了我国FDI的持续流入,并且FDI与金融抑制之间呈倒"U"型关系,金融抑制的存在,挤压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迫使其参与国际的筹资活动,从而促进FDI的持续流入。对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城市化、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和开放水平的提升都有助于FDI的持续流入,但是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阻碍了FDI的进一步流入。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人力资本升级视角

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引领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人力资本升级视角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东中部地区表现更明显。渠道识别显示：机器人应用会引致生产技术升级，通过催生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挤出部分低技能劳动力来促进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还发现：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产业链传导对制造业上下游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应当分流培养企业内高、低技能人才，合理规划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进程，提高工业机器人的产业链使用率和研发支持。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了城市FDI效率吗?

研究目标:测算中国各城市FDI效率并研究如何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城市FDI效率。研究方法:利用DEA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260个城市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FDI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FDI效率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近年来增长率有所降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城市FDI效率的提高,但对周边城市具有抑制作用,该影响效果在不同区域和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具有异质性特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提高了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规模效率,但近年来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显著,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城市技术进步促进FDI效率提高。研究创新:科学测算了中国260个城市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资本利用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FDI效率的影响。研究价值:为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城市FDI质量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