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区域格局——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向、规模以及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人口净迁移是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城市化的整体区域格局;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向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城市化阶段,但行将进入三大城市群周边区域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西部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进分析

笔者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律和特征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运用内生人口迁移经济增长模型,实际测算了近十几年来西部各省区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结果显示,各省区的人均产出与人口净迁移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人口迁移对经济影响的强度有所差别,从整体来看,西南地区净迁移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省际人口迁移伴随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趋同),相反,正是因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扩大,才会形成以四川、新疆、陕西等为流入中心的省际迁移人口聚集地。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结构及时空演化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下,文章将以往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分析的时间维度延展至1985—2020年,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对人口迁移网络组织结构及时空演化特征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人口迁移规模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则为主要人口迁出地,且迁移网络呈现显著“小世界”特性;(2)随时间推移,迁移网络分散和空间不平衡程度逐步增强,东北地区面临更严峻的人口外出困境,迁移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先下降后升高;(3)迁移网络结构在1985—1995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北）,在1995—2015年呈三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在2015—2020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部）,北京、长三角地区和广东持续是人口迁入核心节点,川渝地区在2015—2020年成为人口迁入中心;(4)人口迁移网络格局演化是改革开放后经济调整、社会转型、政策利导的经济地理投影。     

1990-2013年国际人口迁移特征、机制及影响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迁移呈持续增长态势。利用"2013年全球国际人口迁移趋势"和"2013年经合组织国家国际人口迁移展望"数据,分析1990-2013年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流向、结构等的变动趋势及区域特征,揭示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机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动、国际移民政策调整和人口规模等,以及国际人口迁移对迁入国和迁出国经济发展、劳动就业、财政收支、人口增长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人口迁移、健康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分析

人口迁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增长则是人口迁入的重要吸引力。由此，人口流失地区往往面临人口迁出与经济增长缓慢且互为因果的循环困境。健康服务业作为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新兴产业，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进而引发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缓解人口流失地区的发展压力。基于2009—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人口迁移、健康服务业、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适度人口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健康服务业在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其中社会卫生支出的调节效应最显著。健康服务业的调节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口迁入未达到门槛值时，健康服务业短期内会弱化人口迁入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当人口迁入超过门槛值时，健康服务业会弱化过度迁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拉动经济增长；对于人口迁出地区，这种效应则恰好相反。因此，应大力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适度放宽健康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以“防、治、养”为主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调整政府卫生支出投入比例，实现健康服务业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平衡。     

人口迁移流动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

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再分布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为影响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引起的人口再分布影响着迁入区和迁出区的经济发展.为此本文主要对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论述.     

FDI东西部差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通过分析FDI区域差异情况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显示出FDI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中西部数量相对较少,而省际迁移人口也主要迁往沿海一带省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迁出人口多,而迁入人口极少。通过这些FDI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为国家人口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合理的依据和建议。     

省际边缘区城镇化水平变化特征及动力系统研究——以安徽省宁国市为例

根据区域城镇化内涵和省际边缘区特点,从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和基础设施4个方面,运用熵值法,分析了2000—2009年皖浙省际边缘区宁国市城镇化水平发展变化趋势,发现近10年来宁国市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以经济和基础设施城镇化为主要特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块状经济传导和波及效应的反映,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表现为对前期滞后状态的一种补偿性异速增长,人口城镇化不明显,是其边缘区位对人口集聚引力弱的反映。进一步分析得出:边界效应作用力是省际边缘区城镇化独有的基础动力;主导动力中的政府行政力是最重要的内生动力;周边中心城市和毗邻城市强烈的相互作用是辅助动力;最后构建了省际边缘区城镇化的动力系统模型。     

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

近年中国的人口迁移得到了大发展,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了男性,人口迁移中长期的男性优势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女性迁入人口对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化地区有很高的集中度,主要迁出源是位于中西部的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等省区。在不同的女性人口之间,较年轻的未婚者迁移率明显高于已婚者,此外,受教育程度、民族成分等对迁移率也有一定的影响。     

新时期我国人口迁移的问题与对策

1我国人口迁移的进展和问题1．1人口迁移总量明显增加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我国的人口迁移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迁移总量有明显的增加。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起始年、也是人口迁移的高峰年、当年省际迁移量（即省际迁入和迁出平均值）为2263万人、比改革前的1978年度净增482万、若将同期省内迁移包括在内．则1979年的人口迁移量更为可观、如湖北省1979年的省内迁移量就达101．9万人。如此巨大的迁移量首先主要是由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回城引起的、也是改革开放后对六、七十年代的人口逆向迁移和迁移量异常缩小的一种补偿。从此以后、尤其…     

长三角与珠三角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Based on a massive collection of data,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detail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wo export-oriented regional economie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It is shown that both of the deltas have made spectacular progress in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catching up with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from a Pearl River Delta-dominated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gether dominate China’s foreign trade. The primary difference in 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se two deltas is that foreign trad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lies more on processing trade, while tha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more government-oriented with special political zones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its foreign trade.      

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

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建立完善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在理论上,我们构造了一个简单可行的旨在考察地方市场分割(市场一体化)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在实证上,以1990—2002年间的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作者发现,随着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运行,地方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已经下降了近50%。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对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解。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环保投融资创新机制研究

在对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投资规模、结构、地区分布、不同主体投资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识别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投资总量不足、投融资渠道及规模拓展空间有限、投资效率亟待提升等。从加大财政资金保护力度、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拓宽生态环境项目投资回报机制、创新绿色金融制度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构建适应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格局要求的环保投融资创新机制。     

加快上海服务长三角 促进区域一体化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首位城市,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巨大辐射和带动作用。目前,上海服务长三角从服务定位、层次、主体、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呈现＂五个转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服务长三角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上海能级有待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等要素有待进一步衔接、制度合作还需要深化等。为此,在未来发展中,上海要充分发挥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和改革开放的领先优势,推进区域要素合作和制度合作,加快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     

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入迁及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人口迁移和人口就地非农化是中国城市化两种并行不悖的实现形式”为立论,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从人口入迁和人口非农化两个角度对影响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因素做了分析。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显著;工资水平是影响长三角地区人口入迁的最重要因素;人均GDP虽然对长三角地区人口非农化的作用显著,但对人口入迁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等开放经济因素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作用非常有限。     

多维距离下科创中心辐射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2019年,中央明确提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区域整体发展具有不同于其它区域的特殊战略地位,发挥着突出的带动作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加有利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基于此,首先借鉴静电场理论,构建创新辐射场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辐射效应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其次,从时间距离、技术距离和经济距离3个维度探究科技创新中心辐射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提出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开放条件下FDI企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除继续高速增长外,其区域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头10年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向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其它地区的某些省份转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种转移有加剧的迹象。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例,对FDI在我国地区间转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比较珠三角和长三角吸引FDI的状况,然后对影响FDI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珠三角地区土地成本升高加速FDI企业向长三角地区转移,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改善促使FDI向本地区转移,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和生活水平提高增大了地区市场容量,从而促进FDI企业向本地区转移,企业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提高对FDI企业向本地区转移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促进地区引进FDI政策建议。     

皖江城市带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空间差异分析

产业转移是建立在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区域经济联系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转移规模的大小。从皖江各城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各城市与长三角地区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总量、泛长三角地区城市流强度等多个角度,带内与带外层面相结合测算了皖江城市带各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的区域联系大小。为求得区域联系综合值,作者构建了综合测算模型,利用各类区域联系数据测算出皖江各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综合联系值,从区域联系角度评估皖江城市带各城市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可能规模梯次。评估得出承接产业转移规模梯次从大到小依次是: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宣城、滁州、巢湖、铜陵、池州。最后提出了一些为承接好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办法措施。     

中国游艇制造企业区位特征研究

首先分析了中国游艇制造企业的区域宏观区位特征及城市微观区位特征,然后梳理出影响游艇制造企业布局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游艇制造企业集中于三大经济区,尤其是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等沿海省份的沿海城市是游艇的重要集聚地。从微观区位的角度,近郊区和中心城区对于游艇企业布局有较强的吸引力,且呈现出显著的园区化特征。游艇企业布局的核心影响因素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区域经济发展、船舶制造设施配套和区域游艇产业政策等传统因素,亦包括全球游艇市场生产网络及跨国游艇公司市场网络的新因素。     

水—能源关联下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因素分解研究

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以我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为背景,选取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水—能源关联关系视角,使用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对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并分析各驱动因素在用水量过程中的贡献差异,以期识别水资源消耗总量控制的关键推动力。研究发现影响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的因素基本一致,但各省市间存在差别。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量,人口规模促进地区用水量的增加,用水强度、人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能源强度抑制地区用水量增加,水—能源关联度总体上抑制地区用水量增加,人均用水量从逐年分析来看,对用水量变化无明显规律,有时抑制,有时促进用水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