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的实证研究

该文收集了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有关财务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结果发现连续亏损两年和连续亏损三年的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和扭亏年均存在盈余管理,主要是操控流动性应计利润项目、非流动性应计利润项目(特别是资产减值计提项目),投资损益、处置资产损益和补贴收入等项目来实现扭亏目标。     

上市公司巨额亏损预警的Logit模型实证研究

运用Logit非线性回归模型，以1999—2001年连续三年盈利但2002年出现巨额亏损的37家上市公司和与之配对的37家盈利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巨额亏损的预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利润、经营性资产收益率和经济增加值解释的盈利能力因子与由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解释的发展能力因子，对巨额亏损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浅析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我国2006年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新的会计制度,从各方面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治理.另外也给了亏损上市公司更大的规避亏损的压力,促使其有更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主要以亏损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盈余管理的动机、成因和手段,并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解决方案,对于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净化证券市场的投资环境和促进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亏损与股权优化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下滑的现状 ,本文着重分析造成上市公司亏损的制度性原因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亏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股权结构不合理。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优化股权结构为核心的一些对策建议     

金字塔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以2004年至2010年71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我国金字塔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及支付力度显著正相关;两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付力度显著负相关;金字塔结构较复杂、终极控制人具有集团性质时,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支付力度较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受终极控制人产权性质影响。     

临危型亏损公司财务价值的驱动因素分析

在对临危型亏损公司财务价值的驱动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2007年度发生亏损的满足EPS<0、BVPS<0、EPCF<0条件的临危型亏损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每股盈余、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卖壳预期、清算期权价值、政府补救、债务展期或和解等因素对临危型亏损上市公司财务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盈余、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对临危型亏损公司的财务价值无显著影响,而卖壳预期、清算期权价值和政府补救等因素对临危型亏损上市公司财务价值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     

资产减值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资产减值政策与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存在关系,新准则期后资产减值政策变更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需要着重考察。研究发现,企业资产减值规模与会计稳健性密切相关,资产减值政策是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变化的重要原因。相对盈利公司而言,亏损公司资产减值规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更显著。执行新资产减值政策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规模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而短期资产减值规模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     

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规范分析

盈余管理问题一直以来倍受中外会计学者的关注.作为公司管理的一部分,盈余管理不可避免地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其更大程度上是公司管理人员出于战略考虑而权衡利弊做出的选择.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体制转轨时期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和现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某些程度上也将呈现出中国特色.为此本文将以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对其盈余管理行为进行规范分析.     

暂停上市公司扭亏路径及效果研究——基于＊ST轻骑扭亏案例分析

本文以2012年退市制度变革后沪市第一家暂停上市公司*ST轻骑为分析案例,研究了制度变革对公司扭亏行为及路径选择的影响,并检验了扭亏效果。本文研究表明,退市制度变革促使公司在扭亏路径的选择上努力实现主营业务的扭亏,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扭亏公司后续的盈余质量,关联关系和政府支持是资产重组扭亏路径顺利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     

投资机会集、代理冲突与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投资机会集、所有权性质以及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投资机会集越高则越倾向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以缓解代理冲突,同时由于非国有公司治理水平相对更弱,作为薄弱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补充,非国有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动机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处于市场化进程较慢、法治水平较低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的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机会集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国有商业银行亏损问题研究

由于产权单一、多次降息、资产质量差、无序竞争、财政虚收等十个方面的主客观原因 ,导致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严重的经营亏损 ,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但由于有国家信用的强力支撑 ,暂时不会出现金融危机。要解决国有银行亏损问题 ,必须为其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全能银行和加强金融监管。     

终极控制权、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

按照终极产权论的观点,在对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做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检验了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私有产权和外部大股东持股有利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国有股和流通股与公司财务杠杆显著负相关,而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持股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取决于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产权时,股权集中度和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债务比率显著负相关;当第一大股东为私有产权时,股权集中度和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     

上市公司增长机会、增发数量与股价反应

以2007年至2009年成功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数量与股价变动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增发数量内生于其增长机会,增长机会越大的公司增发数量占发行前总股本的比率也越高;股市对上市公司的过度增发会做出显著的负面反应,但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谨慎增发会导致股价下跌;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较之于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多的过度增发倾向,且股价反应也更剧烈。     

终极产权、股权治理结构与财务履约——来自后股权分置时代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财务收益指标,按终极产权观点对我国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股权分类,实证研究了后股权分置时代(2006～2009年)上市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履约情况.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终极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财务履约情况存在类别差异,国资部门控股的国有上市公司和私有产权上市公司的财务履约表现要好于其他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股权...     

我国上市公司产融结合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程度、行业特性、结合模式、结合效应等进行实证研究,为客观认识上市公司的产融结合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程度低,产融结合行为对经济绩效的提升没有显著的影响;产融结合更倾向于投资理财行为,而不是基于战略的资源整合行为;与银行、证券公司进行产融结合略微提高了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济绩效;与财务公司进行产融结合的上市公司经济绩效得到较大提升;产融结合经济绩效最差的是与信托业结合模式。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

选择1999年发生资产重组事项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利用1996年至2002年的财务数据，运用DEA方法，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资产重组总体上能够带来公司绩效的提高，在各种重组类型中资产剥离或所拥有股权的出售的重组效果最好。     

医药企业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选择——来自沪深两市医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依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以沪深两市医药上市公司2006～201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运用了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医药企业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选择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医药上市公司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     

儒家文化与公司违规 ——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按照"文化-行为"的逻辑,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儒家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经营违规行为及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司产权属性、所处地区的法治水平及所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都会影响儒家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儒家文化对国有上市公司、对公司所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低的上市公司、对法治环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市场态势、公司扭亏与盈余管理

以1995~2011年A股主板实现扭亏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不同市场态势下扭亏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扭亏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控制样本;在引入市场态势后,当扭亏年度恰逢牛市态势时,公司向上调增利润的动机更强,释放的利润也更多。进一步检验发现,连续亏损两年及以上的公司牛市态势下的盈余管理动机较强;牛市态势下扭亏公司利用操控性应计调节盈余被查处的概率较低,而通过线下项目调节利润的风险较高。     

公司高管人员更换的影响因素——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深沪两市1084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变更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人数、领导结构、企业业绩、融资结构、资产规模、控股股东终极所有者的类型、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都是影响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变更的重要因素,但管理层持股比例不能显著地解释高管人员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