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战略下省域协同创新合作水平比较研究

鉴于创新要素流动受到省域户籍、财政等政策的影响,以省域为研究载体,研究省域协同创新主体间互动可以动态反映在同一基础条件下创新驱动经济的协同过程。以复合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包含科技服务子系统的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理论模型,基于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2009-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比较各省复合系统中子系统有序度、协同度以及各个协同创新子系统有序度,发现不同地区创新优势不同,各地协同创新联盟核心创新主体应有差异;政府是否参与协同创新应有所选择;湖北省复合系统应深化科技服务子系统下层子系统与高校子系统、科研机构子系统间联系;江西省复合系统应以产业子系统为突破口,形成多向发展的可能。     

人工智能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实证检验与实现路径

本文首先通过选取指标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四个子系统。然后,运用耦合协同模型测度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1))的“四位协同”~((2))发展水平,发现我国四位协同位于良好协同及以上的省(区、市)仅6个,其余25个省(区、市)均位于不协同的发展阶段。接着,选取人工智能专利数衡量人工智能,验证了人工智能对四位协同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并用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和软件产业收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工具变量2SLS和动态面板系统GMM解决内生性问题;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人才数量、研发投入相应较高地区,人工智能作用显著;相反,作用则不显著。随后,利用空间计量和门限效应模型对人工智能驱动四位协同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发现人工智能驱动四位协同受到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财政支出规模、信息服务程度的单门限条件影响,人工智能驱动四位协同的空间溢出效应尚不明显。最后,提出以人工智能驱动四位协同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现路径。     

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及空间效应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30个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随机前沿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并在空间关联检验基础上分析了旅游金融效率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时间序列上,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核密度曲线均为单峰分布形式,呈"N"字型波动特征,旅游金融效率随时间推进而不断提升;空间格局上,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金融效率多为高层级,中心城市邻近地区因受到核心城市涓滴效应而处于较高层级,圈层状结构明显。②旅游金融效率值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且其集聚程度整体上随时间推进不断增强,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③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和产业结构对本地旅游金融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信息化水平对邻近区域旅游金融效率提升的"溢出红利"效应显著,交通可达性对邻近地区旅游要素的"虹吸"大于"溢出",呈现负向外部经济性。     

我国省域旅游业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FA和空间Durbin模型分析

本文以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等为投入变量,利用2004—2010年数据和随机前沿方法测算了我国省域旅游产业效率,并基于空间Durbin模型分析了旅游产业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旅游产业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且存在区域差异性;区域产业结构和开放度对本地旅游产业效率具有积极影响,但对周边区域存在抑制效应;资源禀赋和区域知识基础对特定区域内旅游产业效率影响为负,但对周边区域旅游产业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因此,提升区域旅游产业效率既需要优化直接投入资源的质量,也需要构建区域旅游创新体系,实现协同发展。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实证测算了2009—2013年中国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省域整体科技创新综合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且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所有省份均属于科技创新滞后型;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偏低且变化平稳,但考察期内不同省份存在明显的时间分异,并呈现出显著的"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时空特征与趋同演化分析

重视创新风险引发的投资损失,是提高科技金融服务质量的关键。武汉城市圈作为中部崛起战略高地以及首个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科技强区建设、金融体系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结合Undesirable-SBM模型、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对武汉城市圈9座城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剖析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空间格局、时空演变及趋同演化。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科技金融效率均低于未考虑非期望产出,表明忽略创新风险会高估科技金融效率水平;(2)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均以武汉城市为重心且未发生迁移,城市科技金融效率"西北—东南"分布格局较为稳定,标准差椭圆范围逐渐扩张;(3)城市科技金融效率偏向上转移,演变路径受原有状态影响较大,且较难实现跨越式升迁;(4)考虑空间滞后项的空间马尔可夫链结果显示,邻域类型对城市科技金融效率状态转移影响显著,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近邻效应,即转移方向与邻近城市类型基本保持一致,呈现"高高趋同,低低趋同,高拉动低,低抑制高"的空间演化特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研究

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从人才、科研、产业、创新生态环境四个维度构建了协同创新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2016—2018年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有序度和协同度,并基于多维正态云模型,分析了2018年区域内各城市创新水平.结果表明,2016—2018年期间,区域内各地的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变大,区域整体协同发展向心力不足,形成了以成都、重庆为两核向周边辐射的局面.基于此,提出要认清发展格局,将"虹吸效应"转变为"带动效应"、进一步优化协同创新发展环境、细化双圈产业链分工,破题两地同质化竞争提高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对中国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与效应

创新发展是国家及区域间竞争的主要决定因素,互联网时代创新发展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属性视角出发,分析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结合2005—2015年互联网及创新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省域互联网发展的时空关联及对区域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1)互联网可推动形成跨区域产业网络高效分工下的多重正反馈循环机制,属于新经济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实现的新路径;(2)中国省域互联网的发展已形成明显的"沿海—内陆"空间分异格局,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非收敛性特征和多重轴—辐结构,区域间"数字鸿沟"现象更为明显;(3)在同时考虑地理近邻、地理距离和经济空间三类空间权重下,互联网变量和其空间滞后项均对创新产出有正向影响,相较地理维度的权重,经济维度权重的互联网作用系数值相对更高。经过测算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后,发现互联网的区域反馈效应相对较低,即说明互联网对区域创新有较明显的推动效用。     

中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全文替换

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基础设施在集聚创新资源、营造创新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为考察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利用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创新产出水平,进而测算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影响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结果发现：(1)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创新产出水平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增长趋势;(2)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中部、东北和西部;(3)城市化进程、政府管理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文章对我国省域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耦合协调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判,期望为我国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出水平交互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态势及其驱动力

从产业融合视角构建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熵值法、协调度模型、空间索数据分析法和空间回归模型SEM,运用ArcGIS10.2和GeoDa工具,测算2008—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区文化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分析其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协调度的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2008—2017年中国31省市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均值经历了以2011、2013年为节点上升—下降—缓慢上升的三个阶段,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与政府政策条件有显著关系。空间差异上看,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整体上表现出从沿海到内陆的递减规律。②2008—2017年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态势;整体协调度等级水平相对较低,以失调—协调过渡等级、轻度协调等级为主;协调度省际差异随时间推移呈现波动性缩小态势,均衡趋势有所显现。③2008—2017年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度全局和局部空间相关性均十分显著。其中,局部自相关格局呈随时间推移演化特征,H-H区省区范围扩大,但其区域重心依然在长三角地区,L-H区分布较为分散且范围有所缩减,L-L和H-L区省区范围长期保持稳定不变。④消费需求、市场供给、科技创新、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均是文化和旅游产业协调的重要驱动力,消费需求是文化旅游产业协调的最强劲动力源。但政策环境的调控驱动作用尚未发挥,基础设施发展呈现出负向催化驱动效应。     

长江经济带省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首先构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然后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4年长江经济带省域科技创新能力,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其空间关联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省域科技创新能力大体呈现阶梯状分布格局;长江经济带省域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关联性显著,科技创新能力相似的省域在空间上显著集聚;长江经济带省域科技创新发展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打破两极分化的空间结构,构建协同创新发展的空间关联格局。     

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效应及空间分布

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健康性有赖于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有机、高效协同发展。以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位，在构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2013—2019年各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动态协同效应，基于泰尔系数和变异系数法分析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结合各省域协同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多数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仅有极少数省份实现良好协同；排名靠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我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存在较严重的区域失衡现象；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呈现出东—中—西—东北部的阶梯式下降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度分析

本文结合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特征,根据合理性、可操作性、全面性和可比较性原则选取了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子系统的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两个子系统序参量的协同度模型,并实证分析了2005~2012年间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子系统的有序度和复合系统的协同度。研究发现,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我国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的大概路径是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同步协同发展且二者的协同程度逐年提高。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28个省域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1992—2008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在省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内部来看,在同一时期,中国东部和中部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内部亦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西部内部省域间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     

基于PCA-ESDA的中国省域旅游经济时空差异分析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为研究单元,选取1999—2008年反映旅游经济的相关指标,利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出每个省份旅游经济的综合得分,然后对综合得分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从"长三角"及"珠三角"向内陆逐渐降低的特征。1999—2008年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全局空间自相关不显著,但局部空间自相关却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沿海省份位于HH区,西部省份位于LL区,西南、部分东部和中部省份位于LH区和HL区。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非均衡态势,1999—2008年中国省域旅游经济的总体空间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省域旅游经济集聚的空间依赖性、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与资源禀赋、政府政策是影响中国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2)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3)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     

以数字化改革畅通经济循环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当前,浙江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数字赋能提升“整体智治”水平,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经济领域的数字化改革,就是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优化要素和服务,构建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理论基础,从省域层面构建了旅游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资本和劳动力对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劳动力,表明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依然依靠投资驱动;邻近省份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省域间旅游投资亟需避免同质化竞争;邻近省份旅游劳动力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为负,虽然不显著,但需谨防旅游劳动力区域间流动速度过快.促进旅游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须从加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积极扩大旅游投资、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三方面着力.     

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997—2017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集聚溢出效应显著,产业集聚自我推动能力已经形成;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具有正向效应,短期和长期影响存在差异;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对产业集聚有负向影响,在不同权重矩阵下影响程度不同。为此,应当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溢出效应;不断激发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正确引领金融发展方向;努力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激发人力资本创新价值;正确引导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着眼长远效果并立足产业兴旺。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