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近70年湘西地区陆路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时空演变

陆路交通发展对湘西地区经济联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可达性测度模型和区域经济联系量测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湘西地区1949—2017年长时间序列下,陆路可达性以及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区域陆路可达性空间格局逐渐由交通廊道扩展型,演变为不规则环状结构扩展型,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②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总量均有大幅度的增长,非均衡化发展趋势与地域分异特征明显。③区域经济联系显著增强,逐渐形成以怀化市、张家界市、武冈市为中心的多核心经济联系格局,组团结构明显,组团之间联系疏散,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④区域首位经济联系呈现组团式空间形态,首位经济联系中心城市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由水运影响向陆路影响的转变。鉴于此,湘西地区应加快构建布局合理、结构完善的陆路交通网络体系;加强中心城市及有潜力城市的发展与建设;重视水陆交通综合体系发展规划,依托内河水运振兴滨水城市,构建合理多元化发展的区域经济联系格局。     

中国“四纵四横”高铁对沿线站点城市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的影响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可达性模型及引力模型,探究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开通对沿线站点城市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四纵四横"高铁开通后,整体区域可达性得到优化,高铁沿线变化尤为显著,且促进高铁客运流的均衡分布。可达性水平呈现东中西地带性递减格局,这与我国地形分布表现出高度吻合,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可达性最优,中西部山地、高原地区可达性较差。②中国"四纵"高铁沿线站点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高于"四横"高铁沿线站点城市。沿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总量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沿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总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③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开通对二、三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改善程度较大,且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强的城市空间分布上呈现与中心城市相邻格局。     

基于人口规模的肯尼亚城市体系演变及空间联系

肯尼亚是非洲城市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覆盖区域。自1963年独立以来,肯尼亚的城市体系不断演变。随着中—肯投资合作的不断深入,肯尼亚的城市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基于肯尼亚1969—201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和人口密度栅格数据,对肯尼亚的人口分布特征和城市体系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对城市体系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划分。结果表明：(1)肯尼亚人口分布整体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近20年来,人口重心持续西移。(2)肯尼亚城市体系规模较为集中,城市首位度过高。(3)肯尼亚城市体系中的节点城市空间分布不均,北部是人口的主要流出地缺少增长极核,城市空间联系松散。(4)城市发展受交通廊道驱动作用显著,南部地区已形成了蒙巴萨—内罗毕—基苏木东西向的城市发展轴线。文章还对种族隔离制度、“城市至上”发展理念和交通基础设建设等因素对肯尼亚不同时期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在非投资项目特点,提出了优化肯尼亚城市体系格局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选取2007和2018年为时间断面,运用引力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铁路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论如下:①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可达性呈现出以东莞、深圳、香港为中心,向东西两侧逐渐减低圈层式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差异特征显著。②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空间网络化趋势显著,从以广州—佛山、珠海—澳门、深圳—香港为核心的点轴空间形态,到扇形网络化特征,中心辐射作用加强,边缘化减弱。珠江两岸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增强,但与同一岸邻近城市的联系强度要远高于与对岸城市的联系强度。③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呈现出中间强四周弱的形态,核心边缘特征、空间对称特征、极化特征较为显著。④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一般,高铁交通的改善对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的作用还未完全释放出来。⑤类型划分上,深圳和香港为可达性最好,且旅游经济联系最高的地区;而江门、惠州、肇庆三市为交通可达性较差,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弱的地区。     

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与商品格局分析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枢纽地段,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能源是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的关键领域,因此有必要深入认识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中细分的商品和能源类别格局。文章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获取相关数据,采用SITC Rev. 3的商品分类方法,按照贸易合作、商品格局、能源结构的逻辑顺序层层深入,分析中国与中亚地区1992—2017年的贸易与商品格局。研究发现:①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总体处于贸易顺差地位;②中国从中亚地区主要进口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对中亚地区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③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的能源产品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国别上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前者以石油为主,后者天然气占主导,空间上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滨里海盆地、南部的滨阿姆河盆地等区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化

以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截取1984、1995、2006和2016年等4个时间节点,按照点(城市潜能)—线(经济联系轴线)—网络(经济联系网络)的分析框架,借助城市潜能模型、经济辐射场强模型、变异系数模型和线性加权平均方向模型等测算城市经济联系的强度、差异、形态、层级和方向,刻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联系时空格局的演化历程:①我国城市潜能在"递进演化"的同时,其地域分异特征愈加明显且差距不断扩大,高潜能城市始终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城市潜能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顽健性"。②城市经济联系主轴线的"跨省"特征日益凸显,且从1995年开始逐渐突破省域界线,呈现出以重点城市为中心的"簇状"延伸形态,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等级城市的经济垂直关联体系。③我国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密度不断加大,复杂性逐渐增强,且经济联系日益突破距离限制,跨省经济联系规模和联系网络密集度日益增大;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在2006年开始由省域经济逐渐向城市群经济转变,2016年城市群经济特征愈加明显。④城市间经济联系方向具有明显的"向心性"特征,在空间上以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等重点城市为核心呈"汇聚"态势,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未来,应有序引导和调整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层级、方向,优化完善城市经济联系网络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筑梯次良好、互通密切的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     

中国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化

以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应用变异系数、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经济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变。结果表明:①外资和中国企业的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成都、重庆和西安是集聚中心。②外资企业集聚趋势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强化;中国企业集聚趋势减弱,核心—边缘结构弱化。③西部城市外资和中国企业均存在"组织链末端锁定"现象,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均较弱,但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更弱。④两类企业均围绕成都、重庆、西安、贵阳形成高—高集聚区,呈群体式发展,围绕兰州、昆明形成高—低集聚区,呈据点式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空间自相关性极弱,空间极化不明显,中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对外资企业有明显的示范效应。⑤基于外资企业的城市网络结构趋于复杂化,集聚特征明显;基于中国企业的城市网络发育趋于成熟,分散效应明显增强;成都、重庆、西安是城市网络的核心城市。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培育具有辐射带动力增长极,吸引国内外企业,增强区际联系,提升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     

流视角下中国铁路交通联系空间模拟与格局解析

基于"流空间"视角,借助GIS空间分析法,建立交互式的空间联系网络,对近域联系下城市间交通联系进行空间趋近模拟,深度解析全国铁路交通联系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格局。通过对列车运营线路上各城市间的近域联系路径进行空间选取和逐次连接,采取类似"裁弯取直"式的空间趋近模拟方法,完整模拟出各车次列车的运营路线,实现对铁路交通实际运营路径的空间刻画。基于7 000余车次的巨量客运数据,构建了全国地级城市间交互式的铁路客运空间联系网络,进而清晰展现了全国铁路客运联系空间分布与区域集聚图景。研究显示,全国铁路交通联系以纵横向铁路主通道为基本骨架,以国家及区域中心城市为联系核心,以各级城市群为主要联系方向。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高铁时代"三群鼎立"这一基本空间架构,但高铁发展依然呈现以京广线为界"西冷东热"的空间分布态势。细分车次类型来看,全国铁路交通联系基本格局是以普速列车为本底,K字头列车为框架,G字头高铁为骨架,高速铁路为主通道,高铁与动车互相补充,高速与普速协同发展。     

我国省域国际集装箱生成量的测算与空间格局

为了定量测算省域国际集装箱生成量,文章在分析与甄别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统计性质与研究需要,最终确立GDP与进出口总额作为自变量,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对历年全国国际集装箱生成量进行拟合。在此基础上,将各省2015年的GDP与进出口总额的数据代入上述二元线性回归方程,从而测算出不同省域的国际集装箱生成量。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省域国际集装箱生成量测算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高值区多位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低值区多位于西藏、新疆、青海等西北内陆地区;②许多省份港口的集装箱实际吞吐能力不能满足其对外贸易所产生的国际集装箱生成量,仍需在东部沿海大港拆装箱;③规划建设的集装箱中心站分布大体符合国际集装箱生成量测算值的空间格局,但其运力仍旧有限,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格局及中国地位分析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文章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分析其演化特征、空间结构和中国地位。研究表明：(1)数字服务贸易参与国家日益增加,但网络连通性和扩散性较差;(2)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进程缓慢,各国的贸易地位差异大,“一带一路”倡议较好地促进了多边贸易;(3)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的社团性,凝聚子群数量2010年以来变化不大,但凝聚子群内部参与国有变化,不同子群内部联结强度有别,子群之间凝聚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4)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特性,相对点强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呈现“帕累托”分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限制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不再呈现“双峰分布”,两极分化加剧。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合作伙伴相对稳定,但贸易圈有待扩展,核心竞争力、控制力、独立性和贸易自由度均有待提升,急需防范贸易依赖风险。     

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影响研究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51 个国家的证据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关键。为此,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出口与进口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2)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来看,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出口推动作用最强,随后依次是公路与航空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从中国自东道国进口来看,公路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航空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较小;(3)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4)交互项分析发现东道国公路、铁路基础设施改善对港口与航空基础设施及港口基础设施改善对航空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公路基础设施改善对铁路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与中国OFDI企业“走下去”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相结合的视角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也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金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中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面临能否“走下去”的困境.本文创新性的基于“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视角,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体系,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东道国金融生态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机理,重点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2013-2017年204家上市企业在30个沿线国家的投资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并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跨国并购和国有企业短期内“风险偏好”的特征得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