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合理开发和保护传统村落,通过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了湖南省101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州尺度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湘西土家族自治州、郴州、永州、怀化、邵阳五市;传统村落在五大地理区域中集中分布均衡性较低,最集中的为湘西地区,其次是湘南地区;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险要的地形、不太便利的交通以及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等因素,都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影响湖南传统村落分布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文章选择中国8155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传统村落整体上南多北少,呈现集聚分布的形态。(2)从空间分布均衡性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的态势,且有较高的集中度。(3)从空间分布密度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大致形成五大集聚区,分别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集聚区、东南沿海及其周边集聚区、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集聚区、云南边境集聚区、青海—甘肃两省交界集聚区。(4)传统村落分布受自然、经济、社会等3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影响早期传统村落选址,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传统村落的保留及后期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从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政策环境和民族风俗等4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7 586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6个区域占比达到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较大。     

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和Excel统计工具对京津冀地区265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主要分布在张家口、石家庄、邢台、邯郸和北京等地。从地理区域来看,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在冀西北间山盆地区、冀西南一带的太行山山地内,以及北京境内的太行山和燕山地区。这一地区传统村落的分布受到地形、历史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

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建筑艺术的重要载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我国西南地区1 912个传统村落为案例,运用计量地理法与GIS空间分析探索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且逐渐形成滇西北、黔东南—黔东北、黔南和云南红河州四大高密度区。(2)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自然环境的影响因子最强,地域文化次之,经济发展水平等人文社会因子影响力较弱;各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增强,且海拔高程、坡向和河流间两两交互的增强作用最为明显。(3)从影响机理来看,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形成演化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政策导向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向的"基石",起着主导作用;人文社会因素是传统村落发展演化的内在驱动因素;政策导向是形成现有空间格局的外在动因。     

浙皖陕滇四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宏观尺度传统村落差异化保护为切入点,选取浙江、安徽、陕西、云南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四省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统计学与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不同省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四省传统村落均呈凝聚性分布,安徽的分布最不均衡但集中度最高,浙江和陕西次之,云南集中度最低。(2)四省传统村落多集中在丘陵与山地地区,其中陕西以丘陵为主,浙江以山地为主;同时,各省传统村落在整体上有较明显的沿河、沿湖分布趋向。(3)四省传统村落存在较明显的城镇中心聚集现象,绝大多数村落分布在中心城镇30 km范围之内;而在交通方面,安徽省传统村落的交通通达性最高,云南省最差。(4)陕西、云南两省的部分城市,传统村落密度与经济发展指标存在正相关,其余城市两者多为负相关,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村落的影响方式存在区域差异性。在分析不同区域传统村落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保护和开发对策。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与保护模式

以湖南省前五批658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使用三维数字地球(LocaSpace Viewer)确定经纬度与高程等基本地理信息。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层面综合分析得出: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以聚集态为主、分散状为辅、地区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于湘西与湘南地区,同时沿流域呈多带状分布,且在这两方面存在空间指向的一致性。从地形、坡向、河流、社会经济、交通等因素分析对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程度。采用特征类型分析法综合提出湖南省传统村落的3种保护模式:产业展示、区域聚合与遗产保护。     

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多维空间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机理

伴随城市化和乡村空间消费化转型,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经历了多维度的空间重构。文章聚焦于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空间多维演变过程与机理,从乡村地域系统的认知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乡村的“物质—社会—文化”多维空间系统解释框架,以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瓜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剖析传统村落多维空间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物质、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来综合理解乡村的空间系统,能更为立体和全面地认知乡村空间演化的过程与机理。(2)改革开放以来,瓜岭村的物质空间向旅游服务功能转变,社会空间呈现出开放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文化空间历经了多样化和现代化的过程。(3)瓜岭村的多维空间演变受外部因素诱导和内部多维空间相互作用驱动,社会环境、市场需求与国家政策是主要的外部因素,而内部多维空间系统的相互驱动则以社会关系为核心。     

中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对传统村落景观的研究有助于传承文化基因,留住乡愁记忆。文章以1998—2020年CNKI北大核心期刊收录的454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方面的知识图谱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我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态势。结果显示：(1)我国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经历了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三个阶段,从聚落形态学、景观生态学、社会地理学、历史文化学、旅游经济学等多学科角度对传统村落景观的保护和利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2)传统村落景观研究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高频发文作者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科研院校,科研机构内部合作强度较大,但机构之间相对独立,不利于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可持续发展。(3)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的系统性越来越强,探讨了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文化传承、旅游开发、园林规划等热门主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在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下,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创新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与新文化地理学、推进跨学科领域研究与数据方法论创新、探索景观保护修复模式与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进行思考与完善。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凼村为例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2)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3)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中国城市外卖包装垃圾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

蓬勃发展的外卖新业态经济带来新环境问题,如何治理外卖包装垃圾成为亟待解决的城市环境问题。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2018年中国278个地级市外卖包装垃圾产量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因素对城市外卖包装垃圾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外卖包装垃圾产量空间差异较大,呈现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夜间经济、外卖恩格尔系数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对外卖包装垃圾产量呈正向效应,对我国三大城市群外卖包装垃圾产量影响最大,对东北、西部地区影响较小。本文提出“源头减量、因地施策、靶向治理”外卖包装垃圾治理对策,为外卖行业绿色转型和塑料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河北县域经济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分析——基于贝叶斯地理加权回归方法

利用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和贝叶斯地理加权回归方法,使用2006-2009年相关数据,对河北省136个县市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县域经济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在不同次区域间表现出很大差别,而在同一次区域内则差别不大,同一市域则差别最小。据此指出在河北县域经济发展的统筹上,应以次区域为单位进行外部协调,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内部协调。在总结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特征基础上,对“十二五”时期河北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贵州民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因素

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受制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以贵州省292个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以Arc GIS10.2和Geo Da为技术平台,综合多种数据来源,阐释贵州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特征,从地形地貌、坡向、海拔高程等自然因素,民族构成、中心城市、人口、经济发展等人文条件上探索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因素及其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传统村落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几点建议。     

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南北方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人口南北空间分异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以1982—2020年5期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南密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南方地区一直保持着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2)研究区人口分布的总体差异不断拉大,南北方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其中南方地区内部差异比北方地区小,但上升幅度较大。(3)研究区人口具有向南迁移扩散的趋势,且人口密度变化的区域差异持续扩大,少部分区域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优势显著。(4)人口空间分异是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     

财政分权与中国省域经济关系的空间计量检验

笔者利用2000年～2009年中国省域经济统计数据,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省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省域经济间存在显著空间相关关系。研究中,财政分权与经济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得到了部分证实,但这一关系在不同省份、不同年份间均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最优财政分权度频繁变化;对于各省而言,确定合理的财政分权度范围,尚需更多未来数据支持。     

中国区域能源压力的空间差异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伴随而来则是每年能源消费量屡创新高,对能源生产和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采用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将能源消费的空间效应纳入到STIRPAT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由于各个地区对能源产生的压力不同,因此利用局域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方法--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开展研究.结果发现:采用GWR模型进行估计各个地区人口、社会富裕度和第二产业对能源的弹性是有差异性的.各个地区针时本地区能源产生压力的三个因素制定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是有必要的.     

以空间句法方法探寻传统村落的深层空间结构

传统村落是否具有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即深层空间结构？采用空间句法方法对27个传统村落进行建模分析,以2种算法表达2类不同的组构中心,即最小角度距离中心及最短欧式距离中心。研究发现,自然原生的村落具有双重高效的空间结构：其核心既利于熟悉路径的村民四处活动,也利于外来访客便捷地到达中心或在交易完毕后离开村庄。研究证实,传统村落在形态演变过程中,会形成公共空间网络与使用功能布局的同构关系,从而对深层结构的稳定性起到锚固作用。村落功能中心的位置具有结构惯性,成就其形态记忆的特质。通过空间句法量化方法及其可视化表达,对抽象的文化景观予以清晰的图示化表达,从而为历史村镇的延续性设计提供理性支撑。     

基于ESDA-GWR的粮食单产及其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在耕地面积扩展有限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粮食单产的区域差异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31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借助ESDA和GWR模型,结合我国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及其经济发展类型,揭示我国粮食单产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9—2008年,中西部地区粮食单产的增产对全国粮食产量的贡献越来越显著,75%的粮食单产增长潜力较大的区域集中在中西部;粮食单产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各省域粮食生产重心发生移动,由传统的＂东部为主＂逐渐＂北上西进＂,向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省份集中;不同区域粮食单产的驱动因素呈现为一种非均衡联动的局域性特征,化肥施用量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在两个时间断面中差异最大,1999年回归系数全为正值,而在2006—2008年出现负值,这表明部分地区化肥对粮食单产的边际效应已经达到递减阶段。因此,应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当前粮食单产的现状和驱动因子的效应机理,积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