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我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趋势。探究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中的特殊作用，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使用十大城市群164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城市群多中心发展对群内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约束条件。结果表明：(1)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地区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目前部分城市群扁平化的空间结构抑制了地区收入差距的下降。(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城市群分工深化和市场一体化是多中心发展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3)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城市群规模强化了多中心发展的收入缩减效应，而基础设施与多中心空间结构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城市群多中心一体化发展有利于降低雾霾污染吗?

以中国21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首先从规模、位置以及可达性三个方面对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进行测度,然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其次,从功能、制度、文化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最后,考察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对多中心空间结构影响雾霾污染的调节效应,即分析在不同的城市群一体化水平下,多中心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明显缓解雾霾污染。(2)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缓解雾霾污染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从功能、制度和文化一体化方面进行分析,结论仍然成立。这意味着加强城市群多中心体系的构建可以缓解经济活动过度集中在单一中心城市而造成的雾霾污染,推动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促进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减排效应。     

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互动下的城市群空间重构——机制探索与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对城市群空间重构产生深刻影响。通过挖掘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关系,基于2003—2019年中国10个城市群的多源数据,测算各城市群的双重集聚耦合度、空间多中心指数、空间网络化特征等并开展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认为,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深刻影响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作用于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通过强化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促进其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双重集聚耦合对推动其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提升个体城市节点属性、推动局部城市跨域协作、促进城际交互联系等提升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网络化特性,加速形成多中心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多中心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虽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其理论对于如何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等问题还存在一定局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空间演化规律等方面的分析能为协调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参考。它强调多中心城市群协调发展实践需要从把握空间演化的主要矛盾变化出发,在遵循生产力发展逻辑的前提下,注重“空间的生产”观念转变以及“时空修复”逻辑工具的运用。除此之外,在“空间正义”成为协调发展的优先价值情境下,还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内涵。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多中心城市群协调发展空间新格局得以形成和发展。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是创新资源在空间上优化配置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关键。基于2003-2020年DMSP-OLS与NPP-VIIRS连续校正的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实证分析了省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省域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并在工具变量的检验下，结果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结果表明，拥有双中心的省域和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更能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提升效应；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要低于其对非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缓解资源的错配程度、加速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250公里以内的城市空间距离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均能有效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区县面板数据和19个城市群数据，研究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乡村振兴，集聚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扩散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2)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19个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其中，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发展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不显著。(3)进一步分析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5个子系统的影响发现，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提高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指数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型城市群通过抑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制约了乡村振兴，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城市群多中心化空间布局应综合考虑城市群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单中心或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对TFP的影响

本文运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微观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确定出这种影响下中心城市的门槛规模。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中心城市规模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中心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强调要素集聚的单中心结构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中心城市规模超过门槛值以后，适度疏解并及时形成多中心化结构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从住房建设透视巨型城市多中心发展——以北京为例

文章通过采集网络开放数据研究住房建设的空间拓展过程,以北京为例,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阶段及特征,总结住房建设对我国巨型城市空间多中心发展的影响,以及巨型城市空间多中心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巨型城市空间在改革开放后加速扩张,随着住房的建设人口向郊区集中,新的商业中心和就业中心在郊区形成,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经历城市单中心加密、城市中心扩展和卫星城镇萌芽、城市中心功能重构与新城发展、新城转型与多中心发展四个阶段。郊区次中心的形成是城市职能逐渐完备的渐进式发展的产物,郊区居住中心的产业培育和产业功能区的生活空间植入是我国巨型城市次中心发展的主要路径。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影响研究

1980年代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经济中心。通过对珠三角城市群职能等级体系、空间结构演化历程的研究,指出其空间结构为多中心模式,即主次中心城市带动组团城市发展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该空间结构模式的成因以及其对于城市扩张、制造业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认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多中心模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控制城市规模、促进制造业发展、缓解城市问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面对不确定的内外部发展环境,通过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着重分析了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多中心空间结构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此外还发现,在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更明显,且多中心空间结构在经济韧性处于较低状态时对增强地区经济韧性的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从空间视角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与时空特征研究

通过综合运用夜间灯光数据和城市经济统计数据，构建2000—2020年可比较的长时序面板数据集，分析中国城市群的时空演变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具有一定黏性，但也呈现出普遍明显的多中心化趋势。经济基础较好、发展阶段较高的国家级城市群的多中心程度要显著高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区域性都市圈。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制定城市群发展规划和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多中心空间结构是否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

结合区域经济理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多中心视角探讨了区域空间结构对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将样本按照企业所处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生产规模划分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方面,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加快是多中心空间结构提升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市场一体化与要素流动加快在多中心发展模式影响企业生产效率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后工业时代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

基于区位、地租、增长极、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等经典理论,通过构建描述多中心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理论模型,并以深圳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已有城市出现由一个以上主中心、多个副中心及潜在中心以及非中心组成的多层级、多功能城区体系。据此,国内相关城市需赋予其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以足够的动态性和前瞻性,以因应后工业时代多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并推动其健康发展。     

我国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视角探析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公益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应服务于社会大众。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出现为多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城市群的出现使公益文化在空间区域内的多中心治理成为可能，文化的多元性、社会公众需求的多层次性共同推动着多中心治理方式的发展和公益文化服务体系治理模型的建立。     

兼顾效率和平衡的城市空间结构——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1—2017年中国276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分析框架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中心结构能够显著提升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综合绩效表现,但城市人口规模越高,多中心结构越有利于实现城市效率和平衡的兼顾发展。单中心结构与空间干预政策组合或多中心结构搭配空间中性政策能够实现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多赢”;进一步将空间干预政策细分为环境污染监管政策和积分落户政策,发现通过采用积分落户政策以控制人口规模降低了效率和平衡的综合绩效表现,而提高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管则显著提升了综合绩效。综上,单中心结构+空间干预政策和多中心结构+空间中性政策的组合分别从形态和政策导向视角说明了绿色经济会在空间集聚中走向平衡。     

城市群经济、多城市群与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经济内部失衡在空间上表现为东、中、西"三大部"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缺乏足以与东部三大城市群相抗衡的集聚中心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失衡。从"城市群经济"内涵辨析出发,阐释了城市群、多城市群体系形成机理,并以"区域协调发展"概念三个基本维度为依据,探寻了多城市群分工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产业转移为桥梁、城市群化为载体、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三位一体"区域协调发展构想。     

中国三大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时空演化

回顾了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测度方法,并结合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特性进行了计算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3个典型城市群的多中心网络进行了2001—2009年的演化研究。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的跨城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城市间总部—分支机构的联系表现得更为频密且逐渐增强,区域一体化程度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尽管3个典型城市群的多中心程度在增强,但是城市体系的层级性却有增强的趋势,核心城市的多区位企业集聚现象更为突出,多中心程度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整体网络的拓扑结构演变。     

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空间结构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目前相关文献大多关注前者而后者亟待进一步探讨。基于2005—2020年我国19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之后,总体上单中心结构有利于城市群的科技创新。(2)异质性分析表明,单中心结构城市群在发达地区抑制了科技创新,而在欠发达地区则有利于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多中心结构的城市群在发达地区可以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在欠发达地区则不利于科技创新。(3)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城市群,多中心结构有利于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对于中部、西部或东北地区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群,则是单中心结构促进了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