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县设区”:主动适应与被动调整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撤县设区这一区划调整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通过采集1995—2006年间所有的撤县设区样本,将撤县设区区分为主动适应型与被动调整型两大类,就能够较好地展现过去一段时间撤县设区现象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主动适应型的撤县设区较好地顺应了市场机制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更有可能与城市化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被动调整的撤县设区则由于通常并没有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会与城市化的发展背道而驰。     

行政区划调整对广州市郊区化发展的作用分析

郊区化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结果,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入对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掌握郊区化的演变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几年我国一些大城市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是新一轮郊区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文章以近十年来的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郊区化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城市化与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在发展,城市化水平却普遍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着重分析城市化发展与调整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从政府职能、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出发提出推进城市化进程与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的若干政策建议。     

撤县设区、土地制度与城投债扩张

基于2010—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从土地要素的视角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城投债发行,撤县设区的城市城投债发行金额上涨了30%～34%,发行概率上升了56%;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主要是通过增加招拍挂土地出让收入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异质性分析表明撤县设区只对当年未发生官员变更、位于中西部地区以及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之前的样本城投债发行有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应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约束制度建设,调整央地财税关系并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指标。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大陆县域数据,以撤县设区改革为切入点,借助计量模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和县域环保部门执法)在其中表现的作用。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县域碳排放量,致使其上升约0.202个单位。被撤并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路密度规模和区域绿色植被覆盖程度减少)、工业转移集聚(污染转移准入与专业化集聚滞后)与政府财政失衡是导致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机制路径。政府经济目标增长硬约束、市(县)长更替和县级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弱化均能够显著负向影响被撤并县域的绿色低碳质量。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被撤并县域绿色低碳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全域城市化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

望城"撤县改区"后,成为长沙市的第六大区,成为长沙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协调城乡矛盾,扩大城市发展空间的重要行政手段。基于望城区全域发展新的背景,立足于研究撤县改区对削弱地区行政能力的影响,理性讨论望城区纳入长沙市主城区规划对区域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利弊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本文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个角度构建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影响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撤县设区”作为影响财政收入的外生冲击,使用PSM-多时点DID和夏普利值分解法验证了两个效应的存在,并对其进行定量分解,明晰了财政收入影响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作用机制,扩展了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减少时,收入的变动将直接导致财政科技支出预算金额下降（收入效应）,且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民生支出会对财政科技支出预算产生替代,造成财政科技支出预算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下降（替代效应）;进一步地,替代效应在研究期间内随时间下降,且在经济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发挥主导作用,收入效应与之相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将稳增长和保民生作为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落脚点是保障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重要基础。     

借鉴法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经验推动中国城乡一体化

法国的城市化起步早,发展速度比较平缓;中国的城镇化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法国城市化自1830年起,从10%提升到50%,用了101年;中国城镇化自1949年开始,从11%提升到50%,只用了60年.未来5~10年将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的“大突破”时期.法国一直是市场主导下的政府辅助型城市化;而中国城镇化在1979年之前是行政主导型,1979年之后,行政和市场两方面共同推动城镇化发展,市场成为主力.中国应放开中小城市户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集中,推动城乡一体化.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China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adult populations is considered to be a growing epidemic worldwide, and appears to be rapidly increasing in China. From 1992 to 2002, the incidence of overweight in adults increased by 39.0%, while that of obesity doubled.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adult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China, micro-level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entitled the ‘Preference Parameters Stud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Glob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programme at Osaka University, were analysed. In addition to the entire sample, data from urban and rural subsamples were also analysed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determinant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differed.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body mass index (BMI) is correl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gender, age, labour intensity and drinking and eating habits among urban respondents, and with age, monthly income, number of siblings and eating habits among rural respondents.     

S-S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贸易对地区和城乡收入差别的影响

1941年根据发达国家情况提出的S-S定理在中国是不是适用,需要检验.根据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各地经济贸易发展程度不同和城乡差别巨大这样两个事实,对贸易与反映中国整体收入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敖、贸易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贸易与中国城乡收入差别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被解释的三大收入分配关系的确发生了如S-S定理所说的变化.因此.这个定理在中国是适用的.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及外溢与城乡差距实证研究

文章以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城乡两区域模型为基础,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及外溢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缩小中国城乡差距,必须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为农村人力资本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