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与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三阶段DEA及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17个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环境影响因素作用,提出优化配置方案。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综合效率平均水平较高,但城市群间差异较大;环境因素对效率影响显著,拥有高新科技、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城市群对农地城市流转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更合理;剔除环境和随机影响因素后,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由技术效率变为规模效率,且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城市群数量变多。政府应加强城市群间联系与交流,推广和运用节能环保技术,调整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结构,注重城市用地内涵挖潜,抑制城市土地过度扩张,从而提高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     

中国城市群创新非均衡性

利用2007—2014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通过计算加权相对泰尔指数,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非均衡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创新活动存在地区差异,且主要体现在创新人力资本和以专利申请量表征的创新产出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创新差异较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更为明显,且近年来其创新产出极化现象持续加剧;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R&D经费投入差异和创新产出差异明显缩小;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的创新人才的区域差距是三大城市群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收集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的信息,利用核密度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对1995、2005、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物流企业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5—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在数量上急剧增加,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由分散趋于集中,形成北京市、天津市及石家庄市三大集聚中心,物流企业的分布区域由京津冀城市群西北部向东南部转移,但北京市及周边区县物流企业发展水平始终较高。对比京津冀城市群2015年商业物流企业和国有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可以发现,商业物流企业布局受第三产业比重、道路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集聚的影响。该四类因素对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均存在区域上差异,企业集聚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各区县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最大,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区域差异最大。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区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协同创新效率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2018年地级市数据,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除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它三大城市群的平均综合效率值均较第一阶段下降;②外部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协同创新效率负相关,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与协同创新效率正相关;③协同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城市等级存在空间不平衡性;④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促进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评价——基于DPSIR-TOPSIS模型北大核心

依据京津冀城市群10年的相关数据指标,结合京津冀城市群实际发展状况,基于DPSIR-TOPSIS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及障碍度进行综合评价。通过DPSIR模型分析环境承载力各项指标,并利用TOPSIS法评析生态环境承载力障碍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处于向好态势,但维持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承载力指标仍有提升空间。通过驱动力指标、压力指标和状态指标的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需要继续走“绿色发展、科技创新、资源节约”之路。要继续增加财政投入力度,并拓宽投融资渠道,进一步缩小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差异化水平,重点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减少城市间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极差分化。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13—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并通过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整体较高,但存在较大省际差异。北京和天津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均实现了DEA有效,而河北省整体距离实现DEA有效还存在较大差距,只有沧州和唐山率先达到DEA有效;经济发展水平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人口数量和外商投资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城市土地扩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中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和等级结构的比较——基于综合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对传统引力模型中城市质量以及城市之间距离的测算进行了适当的修正,基于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测度了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并揭示了城市群内部城市的等级结构,进而对三个城市群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各城市群内部等级结构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断层,特别是次级城市发展不足;各城市群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珠三角城市群相对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而言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各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引力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耦合机理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城市群人口集聚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198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以及人口经济统计资料,刻画了京津冀城镇化水平与建设用地、耕地及生态用地之间的关系,定量化分析了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用地需求的变化。研究发现:①指数曲线和多项式曲线能较好揭示建设用地、耕地和生态用地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关系。②1980年以来京津冀城镇化率从31.85%增加到62.72%。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需增加建设用地169 km2,消耗耕地299.5 km2,生态用地62.79 km2。③受到自然资源本底、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北京、天津和河北各个城市城镇化进程和用地需求差异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运用引力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城市综合实力及城市间交通距离得分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值,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群综合实力及空间相互作用倾向度两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展开了分析研究。综合分析得出: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水平较低,城市与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水平差异显著;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网络形态主要呈放射状,武汉、长沙在区域中的中心性作用明显;武汉都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较为成熟,环鄱阳湖城市群发育水平较低;三个二级城市群之间武汉都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相互作用水平最高,沿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形成了一条较高水平的空间相互作用带。     

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京津冀城市群3A级及以上的高等级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的整体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②北京市(38.31%)、天津市(16.28%)两市的高等级景区数量超过总数的50%,高等级景区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不均衡特征;③从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丰裕度来看,北京市和天津市属于高度优质率城市,秦皇岛市和廊坊市是中度优质率城市,其他城市属于低度优质率城市,城市群高等级景区数量和质量状况相差较大。其次,利用地理探测器,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市场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三个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景区空间分布的决定力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市场条件中的GDP、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对京津冀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决定力强,而旅游市场中的旅游交通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的决定力较强。修正引力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其景区空间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协同发展视角提出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优化的建议。     

中国五大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为案例,基于精细化的碳排放与用地景观栅格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城市碳排放绩效,利用景观指数量化城市用地景观格局,再结合核密度估计和泰尔指数揭示城市群碳排放绩效与用地景观格局的演化规律,最后结合线性拟回归与Pearson相关性对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与碳排放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五大城市群碳排放绩效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城市群内碳排放绩效比城市群间差异更大。(2)研究期间五大城市群间及内部景观指数的差距逐渐缩小,其中城市扩张指标“景观总面积”呈上升趋势,表现为东部城市群高于中西部;形状复杂性指标“景观形状指数”与紧凑型指标“分离度指数”呈下降趋势,两者均表现为京津冀最高、珠三角最低。(3)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与碳排放绩效紧密相关且具有区域异质性。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促进碳排放绩效提升;除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用地形状复杂度指数与紧凑度指数均抑制碳排放绩效。     

2001-201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的区域差异演变

以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基于城市人均GDP数据,采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模型分析了2001—2016年中国城市经济区域差异的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探讨了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国及四大区域的城市经济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变异系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国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局面;城市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高值区(HH类型)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低值区(LL类型)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河南等省区,HL和LH类型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空间马尔科夫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倾向于维持原有的状态,少部分城市会向相邻的经济类型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即跨越相邻经济类型、向更高或者更低的经济类型转变的城市数量较少。城市的邻域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一个城市若与经济发达的城市为邻,其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概率将增大;反之,发展会受到抑制。空间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城市经济结构、固定资产投资额、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劳动力数量,以及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均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同时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模型中也得以验证。建议重视区域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强化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集聚和扩散机制,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有序和高质量发展。     

基于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在"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城市群经济联系正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强大引擎。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构成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引力模型,从城市规模划分和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0年间,京津主导的"双核"式城镇体系一直是支撑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格局,同时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日趋紧密,空间联系强度的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中心—外围"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文章选取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进行测度,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Means聚类法及莫兰指数分别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差异化特征、空间演变过程及空间集散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在样本期内,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江苏省与浙江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小,上海市与安徽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大,且各省市间经济韧性的差异逐渐趋于稳定;（3）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经济韧性具体表现为以上海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格局;（4）城市经济韧性呈现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由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的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模式逐渐演化为多样类型;（5）投资、文化建设、社会信息化程度、行政调控力和环境治理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基于超效率BCC模型，对2010—2018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利用变异系数考察城市群内部创新效率差距，探寻内部差距对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创新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普遍提升；长三角创新核心城市的创新效率相对不足，京津冀创新节点城市数量及效率均不足，三大城市群创新腹地存在创新投入不足问题；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差距经历由扩大到缩小的变化过程，城市群创新效率受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的影响，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应保持适度，差距过大、过小均不利于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提升；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具有地域差异。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融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文章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年与2017年流动人口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交融和身份认同四维度,运用主成分分析构建融入评价体系,划分城市等级,分析融入情况的空间分布及变化情况,最后进行影响因素探究。结果表明：不同省份城市间融入差异较大,省内相邻城市具有相似性;京津不再是融入中心,长三角融入中心北迁明显,珠三角融合度由沿海向内地递减。政策启示是,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地理优势,发达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重视流动人口子女安置与发展。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7—2019年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动态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分布、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五大城市群间表现为非均衡特征。(2)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距,但城市群内部差异不大。(3)从收敛特征来看,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显著的β收敛特征,加入影响因素后,收敛速度增加。(4)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数字普惠金融、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自给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人口规模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对比研究

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联系程度差异会对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产生影响。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看,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也都呈现明显的梯度发展结构。但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分析发现,城市群中各城市与主要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联系强度、空间梯度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应构建京津冀城市群聚疏有序的发展格局,提升长三角城市群边缘城市发展水平,缓解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过度极化效应,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     

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与网络特征研究

强化区域经济联系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发展格局的重要手段。基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和产业互补水平建立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24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并构建城市经济联系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在城市协调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产业互补水平较高,有良好的产业合作基础;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显著加强,但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差异增大;城市经济联系网络整体中心性明显,山西省大多数城市处于网络边缘位置,北京市和天津市在网络内影响力最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石家庄市和太原市等中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作用,最后从合作发展、产业对接、交通建设等方面提出提升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水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