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     

循环农业工程:农户认知、行为与决定因素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以农户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农户参与循环农业工程行为影响机理分析框架,采用Probit回归分析模型,利用辽宁省408户样本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区大多数农户对循环农业的认知程度还比较低,仅有13.73%的受访农户参与了循环农业工程,循环农业工程建设还有待深入。研究还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家庭人均年收入、循环农业认知程度、技术指导、信贷支持是影响农户参与循环农业工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文章认为要提高农户对循环农业工程参与程度,应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户环境保护意识和对循环农业认知程度、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强农户循环农业技术指导和培训力度、加大循环农业资金投入和财政支持。     

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类型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绩效的影响——以云南省杞麓湖流域为例

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参与式评估方法,对云南杞麓湖流域农田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并分析造成绩效评价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纯农户对杞麓湖流域农田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的绩效评价值为0.388?4,执行结果为较差;兼业户对项目的绩效评价值为0.459 1,执行结果为一般;非农户对项目的绩效评价值为0.617 0,执行结果为较好。人均耕地面积指标、土地承租面积指标对纯农户的绩效评价值影响大;劳动能力指标对兼业户的绩效评价值影响大;对于非农户的绩效评价值来说,劳动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指标对其影响较大。农田面源污染治理项目与农户的自然资本、补偿款合理等问题密切相关,政府的精准施策对农户参与、治理态度和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务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农村280个样本的调查

本文基于2008年对河南省农村280名60岁以下已婚妇女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妇女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丈夫当年是否外出务工、社区经济发展是否以农业为主和社区已婚妇女外出务工比例5个因素对农村妇女外出务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妇女年龄、家中是否有3岁以下孩子和家庭人均耕地面积3个因素对农村妇女外出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婚前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妇女当年外出务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经营行为的影响——基于河北省辛集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经营行为的影响,文章以农户分化现象较明显的河北省辛集市作为研究区,运用农地依赖性程度评价对农户分化进行了划分;采用熵值法确定农户农地经营集约程度指标权重,最后计算得到农户农地经营集约程度;并运用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经营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户分化结果表现为全职小农、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农为主兼业农户、以农为辅兼业户Ⅰ、以农为辅兼业户Ⅱ、非农户七种类型;(2)根据农户农地经营集约程度把农户经营行为划分为无经营行为、高粗放型经营、中粗放型经营、低粗放型经营、集约型经营、高集约型经营六个等级;(3)农户分化类型对农户农地经营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种植结构受农户分化的影响显著,兼业农户多种植粮食作物,农户对经济作物的种植较少;专业大户及家庭农场,偏向于种植经济作物。全职小农、专业大户及家庭农场类农户集约型经营行为明显,以农为主兼业农户、以农为辅兼业户Ⅰ及以农为辅兼业户Ⅱ倾向于粗放型经营。政府应多为农户提供技术和资金等支持,发展新型农业,优化种植结构,培育新型农民;扩大集体经济,合理利用耕...     

农户兼业会影响粮食生产吗——基于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400户粮农的调查

基于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400户粮农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兼业户与纯农业户的比较分析,从粮农家庭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户兼业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在利用Oacaxa-Blinder模型对家庭特征及其他影响因素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分析后,结果表明:兼业户由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了优化配置,相比纯农业户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兼业户的家庭收入与粮食亩产水平都要高于纯农业户。因此,对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来说,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与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须建立在纯农业户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与进城农民待遇得到根本改善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为地将农民家庭驱向城市,导致农民家庭"被市民化"的政策,以及盲目集中土地,粮食生产"被规模化"的行为,短期内既不利于粮农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粮食安全。     

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兼业化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农户在一个家庭内部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合理分工的结果。农业兼业化使农民收入构成不断多样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进行数据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分析,得出进城务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的结论。为了避免过度兼业化导致的粮食供给趋紧危机,政府应推动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现代化、专业化,在保证粮食供给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增收的最大化。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利用内蒙古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探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较高,但仍有较大一部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不足,缺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动力.并且存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不一致、相背离现象,高意愿伴随着低行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可能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农户给予健康投资指导,提高其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改善不健康的投资行为,有效防止因病致贫的情况发生,保障农村劳动力健康水平、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中心城镇偏离度、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提升——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村户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结构一行为”耦合范式,提出中心城镇偏离度的概念以刻画农户与区域中心城镇的“地理一市场”距离,利用四川凉山地区脱贫村户调查数据,讨论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凉山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低偏离度农户进城务工动能足,高偏离度农户融入乡村产业倾向高;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渠道表现为“信息效应”和“基建与公共服务支撑效应”,这种作用也受家庭劳动力结构与帮扶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中心城镇偏离度及生计策略对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发现,毗邻中心城镇或市场的农户通过稳定务工等自主生计而实现收入提升,偏离中心城镇与市场的农户在从事小规模种养等农业生产时,受限于基建物流与社会化服务不足、病虫害或灾疫冲击,缺乏增收稳定性。上述研究为引导农户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城乡经济循环,推进巩固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城乡结合部区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异及其政策启示——以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调查为例

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独特区域,该区域土地利用问题敏感、复杂且意义重大。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异形成机理分析框架,采用方差分析、统计分析的方法,以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对城乡结合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反图能圈＂式的种植业布局模式,具有明显的＂非农化＂与＂非粮化＂的特征。其中近郊区农户以＂粮食需求＂为主,主要种植玉米,土地利用程度低,土地投入强度小。远郊区农户以＂粮食需求和利润需求协调＂为主,兼种大田作物和陆地蔬菜,农户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土地投入强度较大。纯农村农户以＂利润需求＂为主,主要种植大棚蔬菜和陆地蔬菜,土地利用程度最高,土地投入强度最大。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应该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地流转机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优化农业产业的合理布局等方面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