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能级提升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互联网+”背景下城市能级提升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能级提升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受互联网的影响,创新要素在全球城市间频繁地流动和集聚,不仅增强了城市的对外影响力,还促进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对城市能级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对比分析,从技术进步、人才引进以及跨国投资3个方面探究了这种促进作用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势下上海城市发展的建议。     

“互联网+”背景下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能级提升的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数据和模型仿真为例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互联网+"背景下城市能级提升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能级提升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受互联网的影响,创新要素在全球城市间频繁地流动和集聚,不仅增强了城市的对外影响力,还促进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对城市能级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对比分析,从技术进步、人才引进以及跨国投资3个方面探究了这种促进作用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势下上海城市发展的建议。     

简政放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与机制检验

本文利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识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绩效,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效应方向主要源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大城市对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之间。采用考虑空间效应的机制检验表明,提高生产率和降低交易成本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绩效的中介机制。因此,新一轮“放管服”改革要充分认识城市间的制度创新溢出效应,以中心城市制度创新供给来降低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通往统一市场之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视角

本文以地级及以上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城市间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讨论其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显著降低了城市间的市场分割，并且非城市群、低行政等级、中西部的城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大；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通过降低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地区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监管局的设立并未促进城市间市场一体化，并且在统一市场建设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未产生“放管结合”的协同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     

全球流动空间中的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研究

代世界城市网络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和全球城市等相关理论的批判基础上的,其理论发展以城市间关系的研究为重点,突破了传统世界城市研究中实证数据的局限,打破了等级观念在城市间关系研究中的垄断地位,凸显了城市间建立联系并互动合作的重要性。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适应全球化经济时代城市间关系演变的需求,以关系视角替代结构视角推动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以“流动空间”替代“地方空间”作为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以“中心流动理论”替代“中心地方理论”来解释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机制,推动了本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基于上述对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梳理,认为我国的相关领域研究可以从城市间关系的转变、城市研究视角的转变、城市策略的转变和城市职能的转变等方面取得借鉴和启示。     

山西中部城市群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研究

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由之路。山西中部城市群是山西省创新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发展,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推动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文章从山西中部城市群技术要素市场发展的现实基础出发,详细阐述了山西中部城市群技术要素市场发展所取得的进展,并进一步分析山西中部城市群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需要扫清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聚焦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各环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空间品质、创新活力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充分发挥空间品质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城市生产率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通过构建空间品质驱动城市生产率增长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揭示空间品质促进创新水平提升和创新人才空间配置引致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双链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空间品质对城市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创新水平提升的中介效应强于创新人才空间配置,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创新人才空间配置机制的时间滞后效应强于当期直接效应,“留住人才”的生产率增长效果优于“吸引人才”;邻地空间品质的提升不利于本地创新水平提高和创新人才空间配置,间接降低本地生产率增长潜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城市具备较高的跨区消费水平和较好的创新发展环境时,空间品质对城市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及其中介机制均有一定程度增强。因此,优化城市空间品质供给、促进空间品质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空间品质跨区消费水平以及优化创新环境均是激发空间品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2)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品、要素等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维纳的关税同盟理论到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都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既有负效应,又有正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有效的主体组织和适当的补偿机制为保证.     

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

创新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涵盖的技术与数据等都离不开知识资源的供给。知识产权试点政策作为引导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政策,是保护知识财产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2个城市的数据,运用多期政策效应估计方法 （CSDID）,探究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随着试点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政策效应逐步提高;对于不同批次确立的试点城市,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提高本地区技术吸纳量这两条途径来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强度大或数字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扩大知识产权试点规模,完善细化试点制度措施,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并加强数智政府建设,以实现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目标。     

创新资本要素流动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6—2019年中国2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创新资本要素流动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创新资本要素流动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及其抵抗风险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对其适应调整能力无显著作用;异质性研究发现,创新资本流入导致了“趋向创新”的韧性提升,而创新资本流出导致了“趋向保守”的韧性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推广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创新资本要素流动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创新资本要素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交互作用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的适应调整能力,而这种作用单独依靠创新资本要素的流动是发挥不出来的。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创新——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推进这一战略则需打破市场准入管制壁垒。文章利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打破地方行政垄断壁垒和强化产品市场竞争激励”的产品竞争机制以及“减少政府要素配置干预和缓解要素市场错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机制而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发了企业创新策略的积极调整,具体表现为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效率以及追求高质量创新,而较高的创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加剧下取得良好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创新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地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运营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协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的政策参考。     

数字技术、经济效率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在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 2011—2021 年 27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技术发展指数,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经济效率是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量,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以及深化劳动分工等途径提升经济效率,进而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形成间接促进效应;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于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向高端化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此,建议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数字化政策,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促进效应,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分析城市群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可为促进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总体科技创新发展势头良好,但尚未达到区域创新效率的有效状态;北京市的创新效率较高,其他城市整体处于相对中等水平,个别城市创新效率较低;京津冀地区劳动力与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投资环境及创新资源呈现以北京市、天津市为主导的中心化结构;劳动力质量、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劳动力就业密度与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政府支持力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为进一步提高京津冀地区创新效率,需要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破除人才流动壁垒;加大政策对创新项目的扶持力度,促进项目的落地与发展;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中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的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充分释放创新要素配置潜能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在构建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与熵权法，共同测度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并进一步从区域内视角出发分析各省份变化态势差异。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四大区域之间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之势；四大区域内各省份之间创新要素配置水平的相对位次差异显著，且呈现不同变化态势。因此，应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模式、健全创新资源配置结构、增强存量配置合理性方式，加速推进中国创新要素配置均衡发展。     

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与实证

本文探析了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原理和机制,分别从直接路径(金融创新通过影响金融业发展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间接路径(金融创新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资本配置、技术进步、国家产业政策等途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已经取得一定成果,金融创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正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在加快金融业发展的同时,发挥对其他资源与要素的配置功能、刺激消费需求、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是整体影响程度较低,有待于进一步强化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动机制",实现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