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区县不同时间上的差异,在分别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工资、就业的影响后,本文重点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员工的雇佣工资显著增加6.6%,被雇佣概率下1.2%,但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1.86个百分点,且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主。对工资收入处于最低25%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显著增加3.03个百分点。(3)综合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以及进入劳动市场后就业概率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16—55岁已婚女性中就业个体的占比显著增加2个百分点。(4)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中年、低教育水平或来自西部地区的已婚女性。在劳动供需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形下,通过激活劳动力存量,上调区县最低工资标准对短期内缩小中国劳动力供需缺口有重要作用。     

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北大核心CSSCI

最低工资政策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其所引发的经济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200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促进要素替代与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度高、平均工资水平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投融资期限错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从劳动力因素视角审视企业的风险管控问题。     

最低工资、劳动密集度与企业退出

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最低工资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劳动密集度企业的异质反应。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会显著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概率。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提升会通过影响产品成本加成率、行业市场份额、企业生产率来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其退出概率。本文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有利于产业资本深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由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劳动力就业函数,从理论层面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等因素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同时基于中国2004_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引入技术进步、城镇化、老年抚养比等指标,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综合比较来看：现阶段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具有不确定性。其他控制变量如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城镇劳动力就业,而老年抚养比、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却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策含义为：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理清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类型以及不同性别可能存在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就业效应,主张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     

最低工资上升是否会加速工业企业自动化?——来自中国机器人进口的思考

在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从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现实出发,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本文通过构建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上升对工业企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最低工资上升会提高劳动工资,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工资水平,促使企业引进先进的自动化设备重新组织生产,加快中国企业的 自动化升级进程;(2)与西部地区相比,位于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东、中部地区的企业进行自动化革新的概率更大;(3)最低工资上升对不同替代性风险、不同规模、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工资水平等企业的 自动化影响存在差异:替代风险越高、规模越大、劳动要素越密集、劳工成本占比越高的企业,在面临最低工资上调时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可能性越大;(4)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成本效应渠道加快中国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最低工资对中国工人收入及分配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最低工资政策对工人收入及分配结构的影响。首先分析最低工资对工人收入水平的整体影响,然后应用倍差法和比例法分析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类型工人收入增长率的影响,以考察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最低工资对工人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仅仅对部分低收入群体如女性群体有一定正面影响;对于收入水平位于上一期最低工资150%～250%区间内的工人收入,最低工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些显示该政策可能会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一定轻微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就业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作为自然实验,应用回归调整的差中差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青年和中年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技能群体中的男性和青年女性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低技能群体中的中年女性就业却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且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幅度越大,对就业的消极影响越大。因此,政府适当的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助于低技能劳动力整体工资水平的增长。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5-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两期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农保政策明显改善了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并显著降低了其心理抑郁指数.(2)新农保政策的主观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相对弱势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影响更小,这不利于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3)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为提升老年入主观福利水平发挥了长效机制作用,在短期内新农保政策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可能性较小,但在长期内新农保政策显著提升了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因此,建议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加大新农保政策对弱势老年群体和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全面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在搜集全国各市所有区县1999-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企业微观数据与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合并,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均值层面上,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这说明现阶段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是适宜的,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正面影响。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等途径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虽然本文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不会抑制企业成本加成提高,但仍然需要关注最低工资对企业产生的其他影响,统筹处理好维护劳动者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的关系,使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价值投资还是价值创造?——基于境内外机构投资者比较的经验研究

通过手工收集全国各地市在不同年份的最低工资数据,借助其在地域上、时间上的外生差异以及2004—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提供在职培训的关系。研究显示,第一,最低工资每增加10%,企业提供在职培训的可能性显著下降0.86个百分点。借助福建省2006—2007年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稳健性检验显示福建省最低工资的上涨使其企业提供在职培训的可能性显著降低0.2个百分点。第二,最低工资的溢出效应明显。随着企业资本劳动比、企业人均工资的增加,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没有显著性改变。第三,从在职培训的经费投入上看,最低工资每上涨10%,企业计提的"职工教育经费"显著减少2.3%。     

中国义务教育应该如何分权?——从分级管理到省级统筹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不同类型教育财政分权对义务教育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分权对地区总体的义务教育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城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农村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省级政府与省级以下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分权对城镇和农村的义务教育产出都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教育经费投入对城镇的义务教育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村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文章指出,应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而向省级政府集权则有利于提高城镇义务教育的产出效率。     

论物价上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物价上涨通常会对低收入群体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最大，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影响也相对较大。物价上涨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直接后果是降低了其生活质量，其次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可以通过采取稳定物价预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社会补贴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与增加就业岗位等政策措施，来缓解物价上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高龄津贴对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高龄津贴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高龄津贴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对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6年的微观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高龄津贴对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及具体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龄津贴能够显著提升城市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锦上添花”的特征。同时,高龄津贴通过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升其主观福利。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龄津贴对患有慢性病和高龄老年群体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从主观福利角度评估了高龄津贴制度的政策效果,为下一步政策改革提供了相关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与企业外资持股行为

本文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外资持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向上调整对外资持股的影响存在双重异质性效应:一是资本异质性效应,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港澳台资持股比例的负面影响显著大于对外商持股比例的影响;二是行业异质性效应,外资持股减少的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较强,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较弱。进一步探索性分析显示:港澳台资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同时工资分布更偏向于最低工资标准邻近区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增加了企业陷入外资与实收资本双减困境的概率。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纠正样本自选择行为,还做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发现以上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失业率与最低工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1994～2007年上海市最低工资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相关数据,发现当前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适度提高,从长期均衡上并不会对失业产生显著影响,不会造成失业大幅增加。最低工资每提高10％,对失业率的长期影响为0．39％。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理论与实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增加灵活就业者的自雇概率,概率增加7.0％.无论全样本还是自雇和受雇分样本,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加了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对自雇灵活就业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受雇者.机制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灵活就业者拥有更自由的价值导向和生活追求,增加了 自雇就业概率,同时互联网通过增加个人工作偏好和收入水平进一步延长了该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此外,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等方式对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中老年和城镇户籍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增加青年和农村群体的自雇概率和劳动供给时间.     

最低工资政策、成本不完全传递与多产品加成率调整

本文探究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效应,尤其是:最低工资政策引致的成本不完全传递和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上,最低工资政策使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相比未受影响企业降低了1.24%—1.70%。(2)在策略上,最低工资政策促使企业将一部分成本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了核心产品的价格、加成率和质量。(3)在福利上,最低工资政策提高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改善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福利,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与企业的"双赢"。本文的发现弥补了相关文献忽视多产品企业的典型事实和企业面对政策冲击的内部资源配置行为,有助于重新审视最低工资政策对出口企业行为的影响,对培育国内市场、提升出口企业竞争新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倒S型劳动供给曲线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实证检验

依据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估计了城镇居民的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就业概率不断增加;随着家庭其他收入的增加,个体就业倾向逐渐降低,工作时间逐渐减少;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加,就业个体的工作时间逐渐增加。低收入群体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3237和-0.3167,而女性中高收入群体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为0.1429,说明倒S型劳动供给曲线在2002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是存在的。因此,政府部门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教育和培训投入力度,促进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     

工资规制下劳动供给变动引起的福利损失

随着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由其引发的失业问题、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随之发生。最低工资制度是否能够真正达到保护低收入劳动者、消除贫困的目的,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劳动供给变动引起的额外福利损失,将劳动者保留工资的异质性因素纳入到传统模型之中,进而计算出工资规制下劳动供给变动引起的额外福利损失。最低工资制度的的推广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需要谨慎进行,应在尊重市场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上,同时逐步减少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次数,尽量使工资接近市场的均衡水平,从而降低限制劳动价格引起的多重损失。     

最低工资提高会增加农民工收入吗?

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数量的持续增加,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显著提高,最低工资的作用和影响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应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库和一些宏观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流动人口就业、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仅有微弱的影响,仅对女性和中部农民工的负面影响显著。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后,会显著增加男性及非国有企业农民工的工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