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采用2007—2019年DESTA的双边贸易协定数据库和ADB-MRIO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和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签署第二代贸易协定有助于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中获得较多收益，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从其中获得较少收益。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促进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为助推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对中国宏观物流格局演进的几点认识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产业分工三元结构和价值链分工决定了当前全球的宏观物流格局,资源、技术、生产、消费被配置在不同的国家完成,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宏观物流格局,形成了中国、美国、德国三个全球的生产中心。全球货物贸易中的中间品比重上升到70%以上,服务贸易的比重从百分之几变成了百分之三十,东亚贸易的五分之四是中间品贸易。海洋物流主导全球物流。     

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对国家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探索

当前数字经济推动金融服务中间品快速发展，这是国家金融风险治理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基于2000年至2014年全球43个经济体金融服务细分行业中间品出口增加值数据，本文构建了前向价值链生产联系下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对国家金融风险影响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前向生产价值链下金融服务（不含保险）中间品出口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金融风险的规避。影响机制分析显示，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能够有效通过行业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影响国家金融风险，以及深化参与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有助于增强其通过上述渠道变量对国家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入参与金融服务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为国家金融风险治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东亚一体化进程对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影响——基于泊松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就1995—2010年期间中国在东亚已签订的RTAs对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了克服由于异方差和零贸易流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本文采用泊松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从而较为精确地测度了中国融入东亚一体化对其中间品进口的贸易效应。计量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国家层面的异质性偏差之后,忽略零贸易流对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影响相对减弱了。如果将零贸易流考虑在内,此时中国参与东亚一体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间品的进口。更具体地,中国在东亚签订的RTAs产生的贸易效应为12.30%。同时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看,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程度的加深,对中间品的进口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中国应该更好地融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东亚生产网络。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及影响

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投资活跃度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明显.首先,通过刻画1995-2019年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趋势,本文发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的上升趋势停滞,甚至出现萎缩的态势,中美两国对此贡献约30％.其次,对比不同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贸易增速,本文进一步剖析全球价值链对全球贸易的结构性影响.最后,结合新冠疫情对中间品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冲击,本文对全球价值链未来发展和重构趋势做出预判.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异质性及区内全球价值链效应*——基于GVC修正引力模型实证研究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嬗变,全球价值链引致贸易形成机制和形式变化,使得自由贸易区理论基础、影响机制和功能效应更替。本文基于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深度演化以及相较于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异质性研究,将公司产权理论纳入自由贸易区理论框架,形成双边自由贸易区内全球价值链效应的多维理论机制,并且运用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修正引力模型和世界银行的贸易协定内容数据库对理论机制假设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总深度对区内成员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关联产生正向影响,相较于贸易相关条款深度而言,投资相关条款深度影响更大。此外,自由贸易区对象国差异性也会影响双边自由贸易区全球价值链效应的发挥。根据对象国不同选择差异化的自由贸易区深度在双边自由贸易区构建中重要性凸显。本文将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对象国选择、自由贸易区模式选择等提供政策参考。     

扩大进口与全球价值链——基于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的量化分析

扩大进口是“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从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削减视角出发,量化分析扩大进口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文章通过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份额和支出,将服务业拓展为可贸易行业,构建了一个包含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可量化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了2000—2014年不同用途产品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削减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加入WTO削减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使得中国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价值链,GVC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指数分别提升了53.7%与197.3%,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削减导致的;(2)仅削减进口贸易成本会使中国更趋近于全球价值链下游,整体位置指数下降了14%,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中间品激增导致中国前向生产长度指数中的国内生产长度减少,但中国前向生产长度指数的GVC生产长度却是提高的;(3)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平均进口贸易成本仍然较高,将中国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进一步削减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会使中国GVC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分别提高155.6%和176.5%。本文对理解扩大进口战略的影响和政策措施具有...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本文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基于WWZ(2013)方法测算了全球40个经济体的服务增加值贸易水平,利用WTO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数据库构造了衡量协定开放度的服务行业覆盖率指标,运用Anderson&van Wincoop(2003)引力模型分析框架和泊松拟极大似然(PPML)估计技术,研究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差异化促进效应。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总值和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开放水平越高的协定,这种正面促进效应越强;但协定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于国内增加值出口。进一步地,本文还对各国服务出口的结构特征做了分组分析,并考察了缔约环境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服务出口促进效应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区域服务自由化,提升在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中国工业贸易利益分解研究——基于属权利益视角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促进了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各国及要素所有者获得的贸易利益不再是原有贸易利益按国别属性确定的属地利益,而是由中间品生产厂商的资本所有权决定的属权利益。本文在重新界定贸易利益的基础上,构建了贸易利益的所有权分解模型,并依据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属权贸易利益水平。结论表明,与属地贸易利益相比,我国工业行业属权贸易利益水平较高,并且逐年递增,一方面源于成本较低的中间品进口;另一方面源于专业化生产和中间品出口。其中可拆分的制造业属权贸易利益规模较大,源于FDI规模大于OFDI。而资源性行业属权贸易利益规模较小,间接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动因属于资源导向型。     

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数理模型的讨论

文章构建一个垂直型生产模式的产业组织基础模型,通过进出口渠道推导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同时,加入上游垄断下游寡头的博弈模型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下游分工中遭受的价格歧视。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影响下游企业贸易条件的因素主要包括中间品与最终品的供需关系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渗透与博弈;当发达国家的上游企业掌握垄断势力,而发展中国家的下游企业嵌入低端环节造成市场竞争时,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下游企业为生产最终品所需要的进口中间品比例增加,通过进口中间品价格的提升,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全球价值链的稳定结构中,上游垄断企业实行价格歧视总是有利可图。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贸易增速下降之"谜"——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解释

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这难以简单地从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层面进行解读.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看待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现象理应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鉴于此,文章构建理论模型以刻画上述现象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会导致贸易增速下降;(2)对单个国家来说,价值链攀升也会影响贸易增速.进一步地,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1)在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程度对贸易增速呈倒"U"形的非线性影响;(2)价值链攀升对单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知,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乃至"停滞",是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的外贸失速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自身的价值链升级有关.因此,面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压力,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的应有作用.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关系到企业的治理能力和绩效,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乃至国际地位。本文从增加值视角重新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和结构分解方法,并改进了Chor et al.(2014)的企业位置测度方法,进而实证测算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4年中国整体上游度和生产复杂度显著提高,产业链向上游延伸。(2)一般贸易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高于加工贸易企业,但进口下游度低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产品更多地用于中间投入品,离最终需求的距离相对较远,进口相对上游产品进行生产,而加工贸易一般进口相对下游的产品进行简单组装加工形成最终消费品再出口。(3)东部地区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相对较低,偏向于最终消费品出口,而进口下游度较大,偏向于进口基本成型的中间品,体现了东部地区的加工组装特点。(4)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各类出口上游度相对较高但进口下游度相对较低,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最高。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人均工资水平和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出口上游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的影响为负。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采用A-C-F方法测度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有助于企业通过"学习效应"机制、研发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互补效应"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两种机制在考虑了企业贸易方式、出口状态、所有制类型、进口来源地差异后皆稳健。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提升中国贸易利得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     

RCEP、全球价值链与异质性消费者贸易利益

在各国相互依赖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定会波及不同国家的异质性消费者,引致不同群体所获开放成果存在差异。本文选取《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特定区域贸易协定,构建一般均衡模型,量化评估该协定对个体贸易利益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RCEP关税削减提高了所有成员国及部分非成员国消费者贸易利益;其次,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区域贸易协定会对各国异质性消费者产生差异化影响,引致开放成果分配不均,RCEP关税削减对除印度和韩国之外的国家高收入消费者更有利;最后,反事实分析表明,若中国不加入RCEP,不仅自身福利受损,也会对大部分国家产生负面影响,若印度加入RCEP,将在提高本国消费者福利的同时,进一步增加所有国家整体福利。综上所述,RCEP是把“双刃剑”,在提升整体消费者贸易利益的同时,也会拉大不同收入消费者福利差距。这提醒我们,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享受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积极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应选择合理的国内配套政策,防范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获取更大的开放成果。     

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限制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我国对47个国家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数据,检验GVC分工地位、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数字贸易限制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受到分工地位的抑制和进口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和数字贸易限制都构成IT信息服务附加值贸易的壁垒;美国贸易份额的挤出效应仅存在于IT信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之间IT信息服务业规则差异和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则更为明显地抑制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IT信息服务业较少受分工地位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并更多地获得进口溢出效应和美国贸易份额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

为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基于2000—2014年全球102个经济体相关数据,探究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贸易深化了国际垂直型分工,显著提升了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侧面反映出服务业也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于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受其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