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素供给与企业数字化水平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力度强的地区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加技术、人才、资本和数据要素供给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之间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对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市场变革和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规制行政垄断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破除妨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评价依据,而且对于深化垄断行业规制改革、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绩效的时空特征及与地方政府的因应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政府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是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探明地方政府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监督和引导绩效较差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促进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17—2020年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城市数据,检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绩效的区域差异,以及公平竞争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取得快速的、实质性的进展,2019年9月提前实现全国范围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覆盖;②实施绩效最优的区域为长三角区域;③长三角区域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前后的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变化进一步表明,公平竞争政策的实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④与设区市相比,县级政府实施公平竞争政策的绩效显著较低。长三角区域的经验在于倡导竞争文化、优化评估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加强反垄断执法与督察监督;加强区域协同、实施联动发展。鉴于此,文章提出,地方政府要从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层面统一认识,通过加强反垄断执法机关引领的竞争倡导、出台本地化实施细则、建立常态化回溯性评估机制、实施区域化协同审查来推进...     

公平竞争与企业生产率：配置优化还是竞争逃离？

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及歧视性干预造成了竞争的缺失和竞争的不公平,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再规制,是竞争政策的具体化,可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提升企业生产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受冲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制度推行逐渐深化。这一正向影响在低初始生产率及国有企业等低效率企业中尤为显著,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显著提升了市场主体而非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以致竞争逃离效应显著而优化资源配置效应不足。而抑制企业寻租活动、破除地方保护和规制行政垄断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进而激发低效率企业竞争逃离效应的重要渠道机制。研究结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地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非对称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证据

“上游市场垄断、下游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竞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随着竞争政策的深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规制地方政策制定行为，降低行业进入壁垒、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将深刻改变非对称竞争格局。本文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上下游制度性壁垒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非对称竞争格局改变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通过削弱上游制度性优势来改善非对称竞争格局，并促使上游企业增加相对创新产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规制了制度性行业壁垒带来的“隐性补贴”,削弱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和纵向加价能力；同时也削减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等“显性补贴”,增加企业成本并减弱了企业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共同促使上游企业转向创新发展。本文为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纵向视角的经验支持。     

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总量入手，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DID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层面行政垄断会通过推动企业投资而拉动本地经济增长，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将相对抑制高行政垄断地区的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相对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化进程越低、利润越高、收入越稳定、政府补贴越多、融资约束越低、银行借款越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投资的相对抑制作用在主体越受庇护、市场机制越完善、内外源融资来源越多的情况下呈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通过抑制行政垄断的庇护渠道而影响企业投资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何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基于区域间贸易的证据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是中国实现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区域间贸易视角，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区域间贸易发展，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措施；究其作用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降低地区市场分割、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促进区域间贸易的发展；在出口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区域间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政策效果，对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一定启示。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市场公平竞争审查:多重博弈与制度优化

公平竞争审查在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方面具有突出的制度性价值.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博弈论已成为研究存在冲突与合作的群体互动及其理性决策的基本工具.将博弈论纳入产业政策与竞争法学的分析框架,可有效识别和解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行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法律问题及其根本动因,进而在制度激励及其稳定性与制度弹性及其可进化性之间形成合理预期.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涉及央地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并具体呈现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府际权力博弈以及围绕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对抗性博弈或"通谋共生"等.研究建议,通过系统地构建具有相容性的行政激励与监督治理体系,促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持续优化,从而提升市场经济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信号理论视角的解释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竞争中性的逻辑建构

虽然竞争中性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推进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安排取向,但竞争中性在理论逻辑上仍然存在较多待解问题。本文从探寻竞争中性概念的界定逻辑出发,认为应当结合平等对待的行为视角与不当竞争优势的结果视角来全面理解竞争中性,识别出竞争中性概念的三类潜在假设,即混合经济的情境假设、市场化与竞争有效的条件假设、无所有权偏好的行为假设。在此基础上,从应然价值目标和实然改革效应两个方面着眼,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竞争中性的价值目标与功能进行逻辑化建构,并基于政府与企业的应然关系、企业与企业公平竞争的应然规律,重新构建出"三维多元"的竞争中性内容体系。按照对竞争中性内容的议题实现多寡、强制性属性和达成程度,本文进一步提出竞争中性连续体由竞争非中性、弱竞争中性、强竞争中性、完全竞争中性和超竞争中性五个等级构成,并指出可以通过根源改变和表征改变两种方式推动竞争中性的实现。最后,本文提出竞争中性在中国的应用和导入需要对竞争中性形成一个最低限度的认知共识,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并将竞争政策完善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两个重点应用领域。     

地方补贴性竞争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基于倾向匹配倍差法的经验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决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体制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而忽略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的作用.文章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建立了两期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探讨地方补贴性竞争对我国产能过剩影响的新机制,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地方补贴性竞争导致的产能过剩率长期大于正常产能过剩率;企业所获补贴越多,行业爆发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高.进一步采用PSM-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相比补贴前,补贴企业补贴后的产能过剩率将会上升1％至3％;相比未补贴企业,补贴企业的产能过剩率高出2％至12％.文章的研究不仅为地方补贴影响产能过剩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政府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正面清单下我国光伏企业政府补贴的后果——以向日葵公司为例

文章以向日葵公司为例,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光伏企业的负面效应,提出了补贴方式转型的理论机制,探讨了补贴方式转型的具体方法。认为正面清单模式下的补贴政策导致光伏企业业绩严重依赖政府,反补贴税率上升以及出口市场萎缩等;负面清单是化解补贴效率低下的理论机制,也是消除禁止性补贴、减少可诉性补贴的机制。将负面清单应用于光伏企业的补贴政策是一种新的尝试,它要求政府转变理念,改变补贴管理模式和补贴方式。引入第三方机构管理财政补贴资金;针对光伏产业内部不同的细分行业,制定不同的普遍性补贴或者普惠性税收减免方式。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景气度的视角

利用2012—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行业景气度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持续创新时如何发挥传导机制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投入能明显激发企业持续创新活力,特别是在加入行业景气度因素后,激励效果呈现逐年增强趋势,证明了行业景气度在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行业发展前景繁荣时的补贴激励作用显著高于行业发展低迷时的政策效果;化学制品、医药制造等6个高新技术行业的补贴激励效果最为显著,而仪表仪器制造业在获得补贴后创新投资规模降低。因此,应加大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补贴力度,结合行业发展景气程度合理设计科技创新扶持政策,透明简化补贴资质审核环节,完善科研经费使用监管制度。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问题及其完善建议

与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事后规制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一种新方式,即事先审查、自我审查。通过集中讨论审查制度中审查模式部分,从审查主体出发,探讨自我审查模式带来的审查主体动力不足与审查主体能力欠缺两方面问题,并提出引入激励机制、实施奖励补贴、开展业务培训、完善第三方评估等解决方法,从而进一步细化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营造开放、有序的营商环境奠定基础。     

从出口优先与内需扩大走向中性贸易政策——出口导向与内需扩展政策的价格、销量与福利效应分析

文章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原型,建立出口—消费补贴局部均衡模型,并以自由贸易为参照,分别探讨了出口补贴、消费补贴以及二者组合政策的价格、数量和国民福利效应,由此证明了从中性贸易政策、消费补贴政策、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组合政策到出口补贴政策的最优政策排序。文章提出如下的政策转型建议:(1)以创造就业和加速增长为目标,将单一出口补贴政策转向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组合政策;(2)以降低贸易摩擦、扩大内需为目标,将内外双重补贴政策转向单一消费补贴政策;(3)以建立和谐市场经济为目标,将非中性贸易政策转向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中性贸易政策。     

环保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大量研究显示,作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最主要的激励政策,环保补贴无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这或因为环保补贴中存在“偏环保绩效轻创新绩效”的结构性矛盾。为证明以上观点,本文利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环保补贴结构分解为环保研发补贴与环保非研发补贴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具有短期“环境导向”特征的非研发补贴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而兼具“环保基因”和“研发基因”的环保研发补贴可通过缓解内外源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研发补贴在制造业和重污染行业样本中激励作用最强,而企业的政治关联及规模大小也会影响环保补贴政策的作用效果。第三,环保补贴政策设计应兼顾“环境”与“效率”,将短期环境保护与构建企业绿色创新转型的长效机制相结合,实现长期环境友好型增长。     

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以燃煤电厂为例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以市场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为导向,集中各方优势助力环境治理。而在第三方治理的实际推进中,存在污染企业骗补和第三方企业治理不严等问题。鉴于此,以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燃煤电厂、第三方企业和政府的污染治理问题,讨论了不同情景下各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经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强度、补贴标准、罚款力度和环境税征收额度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引导与激励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有重要意义。提高政府监管强度可以强化罚款政策效率,促进第三方企业严格治理;专项补贴和监管强度的配合增强了政府监管下专项补贴制度的弹性,监管强度、环境税、专项补贴的策略组合比单一政策的实施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