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试点政策能够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利用GMM-SAR-RE模型测算城市经济韧性,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政策效果,并系统考察政策实施对经济韧性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策效果的产生会通过人才集聚和创新成果产出两条路径实现。从异质性角度,试点政策对东部城市、政府参与度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城市政策提升效果更强。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了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吗——来自240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人才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是促进区域及国家整体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政策。以2003-2018年全国240个城市数据为样本，并将创新型城市试点设立作为一项准实验，使用倾向值匹配及连续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试点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溢出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但在时间上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试点政策通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两个途径作用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最后，从政策视角就城市人才“争夺”下如何增强人才吸引力提出建议。     

区域一体化能够增强城市韧性吗？——基于城市韧性多维度的视角

探究区域一体化策略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对于城市治理水平和宜居程度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2003—2020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单位的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韧性水平的影响、异质性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区域一体化能显著提高城市韧性水平,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区域一体化在东部地区、超大规模城市群以及多中心城市群更能发挥其对城市韧性水平的提高作用。（3）区域一体化能够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通过多样性效应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通过规模效应减弱城市生态韧性,而对城市工程韧性没有显著影响。并且,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社会韧性的增强作用大于其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减弱作用,因此区域一体化对城市整体韧性水平呈现增强作用。文章基于城市韧性多维度视角,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韧性各维度的作用机制,为充分发挥区域一体化对城市韧性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效应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大举措.本文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角度出发,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设立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7-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出口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影响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政策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是试点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传导机制.     

城市创新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力量之源,低碳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全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各类试点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3条路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第三,城市特质会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在人口规模与抑制效果之间呈现倒U型作用,并且资源型城市的抑制效果显著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创新型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将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存在滞后性;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政府战略引领、创新人才支撑、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城市空间扩张的机制不显著;对于东部地区城市、"两控区"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而言,创新型城市建设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更为显著.     

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深化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吗?

将创新型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可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中小规模、沿海区域及低市场化程度城市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缓解要素结构错配、前沿数字技术追赶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升级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全面深化创新型城市战略点布局、推动城际数字经济联动格局建设、统筹构建城际数据统一要素市场的政策建议,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升国际数字价值链地位提供新思路。     

创新型城市建设促进城市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我国2007-2018年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面板数据,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检验了创新型城市建设与城市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设立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直接表现为提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考察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参与创新的不同形式所带来的效果具有异质性,即相较于政策引领,政府直接参与以及营造创新环境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鉴于此,建议加快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步伐,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在城市产业升级中的助推作用。     

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能否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试点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的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的设立能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对比单试点有更深远的影响;双试点实施的先后顺序不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是双试点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双试点的数字经济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更有效。为提升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应注重政策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统筹兼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低碳试点政策提高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一环,作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之一,低碳试点政策能否有效提高工业绿色生产效率？文章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工业GTFP,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低碳试点政策提升城市工业GTFP的影响机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工业GTFP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结论为低碳转型过程中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浅析中国区域创新政策的措施与效用——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例

政府创新政策的扶持与资助是中国创新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作为区域创新的载体,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对发挥城市在国家创新活动中的基础作用与支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索新型城市创新道路,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梳理试点政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使用多期差分模型对试点政策进行检验,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同时,了解试点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效用机理,以期为确定创新政策的评级指标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低碳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我国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绿色低碳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外部环境政策或将对当前积极响应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提升劳动报酬占比产生一定冲击。基于中国2005—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深入探究低碳城市建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薪酬体系存在一定差异,有明显的异质性。低碳城市建设能够提升非外资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低碳行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3）低碳城市建设通过同时降低企业员工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增加员工人数影响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结果反映面临外部环境政策,大部分企业选择压缩劳动成本,而非提升技术与创新水平。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生产率效应

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城市2003-2016年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生产率,这一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递增,且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差异,促进作用由东至西递减,城市规模越大促进作用越强,城市行政等级越高促进作用越强。     

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吗

智慧城市建设被视为解决由于快速城市化而导致的各种城市问题的一种全新治理模式,然而,城市系统是否因为智慧城市建设变得更具可持续?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本文基于2005—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合成双重差分等方法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均佐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但政策效应在不同区位、类型和特征的城市具有差异。机制分析显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和财政压力在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分别发挥着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厘清了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我国创新型试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分析与评价

文章通过构建城市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以2010年的截面数据为基础,运用层次分析法,测算了我国20个首批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水平。将20个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现状进行分析,并对我国首批创新型试点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价,明确我国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建设重点和发展趋势。     

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出口复杂度提升——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证据

将创新作为引领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十四五”时期中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策略。本文将国家实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显示：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口复杂度,且动态效应随时间推移呈递增趋势。异质性影响分析表明,创新驱动政策对中部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更严格城市以及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产品动态调整检验表明,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持续出口的高复杂度产品相对份额,并且加速了低复杂度产品退出市场,但对新的高复杂度产品进入市场没有显著影响。影响渠道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政策提升出口复杂度的关键途径,而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未能发挥渠道作用。因此,应引导更多城市步入创新型城市建设行列,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要举措,自2008年以来,我国先后批复了78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区）。这一试点政策是否影响了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呢？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17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倍差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看,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属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试点政策的影响在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是否具有出口业务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其主要显著影响了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技术进步是试点政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试点政策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而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上述结论意味着,政府部门应进一步优化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推进试点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三个方面的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和证伪检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并且,采用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探寻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水平和服务业生产化水平提升;(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行业创新、科技水平、互联网发展、居民消费四个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3)不同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三个方面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4)智慧城市的综合水平越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越明显。为此,国家应进一步规划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继续扩大智慧城市规模且重点倾向西部地区城市,同时,提前做好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