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项交互的调节效应模型

文章以我国2013—2019年的407家战略性新兴企业为样本,构建了一个三维交互调节效应模型,对政府补贴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考虑了财务冗余和环境不确定性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够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财务冗余对政府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二者间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对政府补贴与专利申请数量的调节作用则失效;当考虑外界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时,在高财务冗余且高环境不确定情境下,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而政府补贴对专利申请数量的促进作用则在高财务冗余且低环境不确定情境下最显著。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

环境公益诉讼是提高环境司法保障水平、纠正地方政府“规制执行偏差”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制度建设。文章选取2011-2017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使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7.1%,且该政策作用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公众提高环境诉求是上述发现的实现机理。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能促使试点地区污染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和提高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以及设立环保法庭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为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气候风险对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的影响

随着全球变暖,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日趋加强,气候风险已经成为资产定价过程中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频发的气候灾害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条件雪上加霜。本文以城投债发行成本为视角,研究了气候风险对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气候风险显著增加了城投债的发行成本,导致地方政府融资成本上升,并且这种影响是气候物理风险和气候转型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进行环境信息公开与获得较高外部评级能够削弱气候风险对地方政府融资的负面作用,这是由于降低了环境信息不对称与增强了市场对环境信息的验证作用。本文认为,城投债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其资金用途通常具有高污染、高耗能的特点,气候风险对其发行成本的上升作用将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地方政府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公开环境信息以降低气候风险带来的影响。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明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活动的已有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此外,这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升级困境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政策在中国经济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气候物理风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但较少考察政策维度的气候风险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公司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企业升级困境,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每上升1个标准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约5.2%个标准差。机制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挤出实体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挤入金融投资,从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风险传导较强、风险应对较差以及政策引导比较薄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升级困境会弱化其市场竞争力和价值链话语权。文章研究表明,政府应关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问题,通过营造更加稳定的气候政策预期来缓解企业升级困境。     

土地财政风险与地方政府负债比例信息披露的关系研究

土地财政模式对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在该模式下的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由于地方政府与土地投资者及社会公众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因此政府负债比例信息的公开是缓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本文则从信号博弈视角出发分析了得出了如下结论:对于理性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向土地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来节约成本。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应从财力保障、审计威慑和激励政策三个角度来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的透明度,来促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促进地方经济迅速发展。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企业研发——自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证据

地方隐性债务的无序扩张会削弱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动能.面对隐性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和企业研发活动增速的下降,很多经济观察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过高的地方债务水平是否会抑制微观企业的创新?这一影响的潜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2008年至2017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和手工搜集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数据,考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水平对微观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较高的城市隐性债务水平抑制了当地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但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确定,这表明隐性债务水平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机制分析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和长期外部信贷的减少是"抑制作用"产生的潜在机制.最后,文章还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文章的研究对深入理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政府治理、环境管制与绿色工艺创新

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主题.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激励辖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直接关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文章基于环境管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环境管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客观现实,并举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提升与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对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信息公开与地区空气质量——基于PM2.5监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污染防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信息公开是有效协同治理的基础。文章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第二,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第三,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和加强环保投资水平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研发人员分布向企业倾斜有利于创新产出吗?——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的考察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采用专利申请数量和知识宽度分别衡量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文章发现2000～2017年间,研发人员分布重心逐渐向企业倾斜,显著推动了总体创新数量的增加。不过另一方面,研发人员分布向企业倾斜,并没有对创新质量产生显著积极效应。进一步考察机理后,文章发现政策获取动机诱导低水平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不足是影响创新质量提升的两个重要制约因素。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决策者一方面应进一步明确企业部门在创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营造鼓励企业创新的社会氛围,完善和优化创新激励政策,推动企业积极投入创新;另一方面要更加明确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学术部门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保障学术部门在前沿技术、关键技术,重大科技项目等领域的科研人力投入,并加强与企业部门的交流,促进学术部门研究成果向企业转移,从而带动创新质量提升。     

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一项基于Meta分析的检验

企业发展与宏观政策环境密不可分,关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仍有诸多未解之惑。根据企业绩效的具体内容将其细分为企业经营绩效、创新绩效以及投资绩效,采用Meta分析方法,揭示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3个方面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二者关系的调节因素。结果发现：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抑制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绩效,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由于存在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和政治关联等调节因素差异,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存在分歧。结论能够为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借鉴,并为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公共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起负中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政府创新补贴、知识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研发活动不确定性的分析与检验

对于政府创新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这一经典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企业创新存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建立了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模型,具体分析了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从挤出效应转变为激励效应的知识存量“门槛”:知识存量较低时,政府创新补贴挤出企业研发投入;知识存量较高时,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激励效应。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创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果。从门槛值分布来看,大部分情况下政府扶持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知识存量的门槛值越小。     

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创新产出探析——基于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2009-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高技术产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与技术创新产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以研发资金来源的视角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通过运用国际数据的横向比较和国内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展开考察,反映了不同资金来源的研发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论认为:增加企业内部自有资金来源的研发投入强度能够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政府来源资金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在短期内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而在长期则有助于核心技术的创新产出水平.外资机构来源资金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基于此,从高技术产业的外部融资环境、高技术企业的内部研发战略决策及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支持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为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优化政府资源配置,研究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现实价值。选取2007-2018年127家军民融合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纳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调节变量,以企业寻租变量作为政府补贴的外生工具变量,构建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使用差分GMM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军民融合企业往期研发投入对当期研发投入有影响,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具有放大效应。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为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出口贸易——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具有随机波动率特征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动态分析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在短期内较为明显，在中长期逐渐减弱；企业家信心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传导作用，且该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具有时变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受宏观经济状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据此，我国应根据不同阶段的现实环境，充分把握企业家信心的动态传导特征，促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的有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