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交易成本与企业专业化分工

专业化分工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和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同时也是新形势下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深入探究国内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内在机理,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文章以“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政策作为社会信用环境的代理变量,借助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这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而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内部管控成本较高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而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以及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改善的专业化分工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仅为理解企业分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丰富了信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城市电商化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技术应用与稳就业目标协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文章以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及相关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外生冲击,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城市电子商务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不仅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而且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结构调整。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电商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扩大企业市场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三种机制,促进了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商示范城市建设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经营规模企业以及不同地理位置企业存在显著差异。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机制检验

碳交易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市场化工具,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反映碳交易实施状况,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切入,基于2008—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提高碳交易价格和扩大市场规模均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减少技术改造投入,进而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技术改造存在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对完善碳交易制度顶层设计、精准制定技术创新配套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减税激励、企业规模与资本劳动比

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渠道,但是文献关于中小企业资本深化的研究还不够。本文使用《中国税务局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DD),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差异性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及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首先,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资本劳动比,试点企业的资本劳动比非试点企业平均提高了6.7%,中型企业受到政策影响最大,小型企业次之,大型企业基本不受影响。其次,机制研究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改善了大中小企业现金流,促进中型企业增加投资,促进小型企业使用资本替代低技能劳动,省级宏观数据也发现存在低学历劳动力被替代的现象。最后,政策显著提升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税收激励对不同规模企业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是优化企业内部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同时对于综合评估减税降费政策效果、针对性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机制障碍和深化供给侧改革,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房产限购政策是否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基于双重差分研究设计

防范僵尸企业形成和处置现有僵尸企业对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我国部分城市颁布的房产限购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限购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在实施严格限购的城市这一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产限购政策通过改善制造业企业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房产限购政策加速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对现有僵尸企业的妥善处置。该结论为引导企业“脱虚入实”,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打破市场分割、有效深化分工协作,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文章以国家级城市群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微观企业入手,利用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及其所在地市级层面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群内企业的专业化分工,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扩大企业可及的市场范围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而实现,这种促进效应受到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的共同影响,且会随企业所在城市与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之间距离的逐渐增大而呈现“U形”变化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多核心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群内的企业专业化分工受到城市群政策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分工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微观视角补充了城市群政策效果评估的相关文献,为如何充分发挥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城市运行效率——来自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运行效率低的问题逐渐显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提出为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供了新方案。文章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中国99个地级市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运行效率的政策影响,并对动态效应和城市规模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且PSM-DID方法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城市的城市运行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动态效应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有持续的正向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规模大的试点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更为显著。     

市场分割、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再考察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均已改变,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发展战略遇到了巨大挑战。本文力图从本土市场效应的角度,探讨市场分割状态下国内市场规模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以便寻求中国制造业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越依赖本地市场的企业或行业,在本地市场规模越大时,出口竞争力越大,这验证了"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这也表明了国内市场对我国贸易发展战略调整的战略价值。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专业化分工——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其经济效应随之成为亟待考察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这一自然实验,从企业边界这一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话题切入,考察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显著推动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机制分析发现,上述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智慧城市建设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管控成本较高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最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文章丰富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为评估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参照,也为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发展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国家创新型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影响效应评估——政策动态过程与政企互动视角

选取2003-2016年城市数据样本，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分批次确立的特性，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和处理效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创新型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的整体效应、长期动态效应和批次效应。结合城市创新微观主体构成特性，分析属地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及企业类型异质性对属地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国家创新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提升在长短期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且越早确立的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效果越显著；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企业集团作用大于上市公司和一般企业。最后，提出创新型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建议。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路径选择

面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约束,中国制造业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在实现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满足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制造业技术路径转化的过程,在碳排放约束影响下,创新主体通过技术路径由引进模仿转向自主研发,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该影响受环境规制强度调节,适度提升规制强度能够强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技术路径转化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低碳城市制造业的技术路径选择受内在要素禀赋的制约,随着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升级,低碳试点政策对制造业技术路径转化的促进效应愈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制造业技术路径选择的相关文献,也为实现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企业效率边界的界定及变化趋势——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企业的边界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文章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先对企业边界的概念进行解析,然后利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企业边界的确定及变迁进行动态和历史的分析。研究表明:专业化分工理论对企业边界的分析侧重于动态、系统分析;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企业的最优边界应是各企业内部形成完全的专业化分工,企业间通过外包等形式形成产业链,使整个产业链实现效率最大化。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中国2006-2020年281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促进作用依旧显著。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程度提高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第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区位异质性与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该政策在沿海省份的城市与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

要素市场政策扭曲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在一个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定量考察我国偏向国有企业政策的效率损失。理论模型引入了垄断竞争的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与内生化的进入退出选择,用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机过程,刻画了要素市场面临政策扭曲的国有与私有企业。为了全面反映产业特征,本文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来校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机增长。通过校准,定量模型表明,源于政策扭曲的资源错置,导致了非常高昂的效率损失。     

数字经济推动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成为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绿色变革的重要力量,“宽带中国”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宽带中国”政策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政策效果差异,结合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随着政策强度提升,政策效果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呈现出阶段性的“虹吸效应”。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政策效果更好,但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超过一定水平后,“虹吸效应”再次出现。从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总体上“溢出效应”大于“虹吸效应”。     

认知邻近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行业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fDi Markets绿地投资数据,在企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企业潜在比较优势和本地相关知识溢出的双重影响,从认知邻近的视角探究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行业选择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跨国企业同时存在行业内投资和跨行业投资行为,投资行业与自身知识库联系紧密但又不完全一致。(2)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行业选择同时受到企业潜在比较优势和城市相关知识溢出的显著影响。(3)企业异质性显示,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绿地投资仅依赖自身能力,而民营企业的本地嵌入性更强,更加依赖城市知识库;小规模企业和首次绿地投资企业因自身缺乏经验,也更加依赖城市知识库。(4)城市异质性显示,企业所在城市经济复杂度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其绿地投资行业决策越可能受到城市知识库的影响。此外,研究还有助于认识中国企业绿地投资行业演替的微观过程及其机理,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为何存在?——一个空间经济学的解释

要素在产业与空间上的错配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并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向更深层次推进。本文在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利用2004—2014年中国277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层面、四大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城市规模以及考虑空间关联性等角度对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理论机制进行验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来源于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的三个匹配机制。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在劳均资本相对占优时才会发生,城市规模则通过相对最优城市规模"门槛效应"影响了与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市场规模与产业结构"服务业化"正相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大城市提高经济比重的关键,中小城市则应重点构建符合本地优势的工业体系。本文从要素空间匹配的视角为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空间优化和城市产业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也为地区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比较优势因素变化引致比较优势行业变化的结果。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化主要通过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中间部门培育等途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仍面临着中间部门培育不足、本地市场规模限制、要素价格扭曲、关键技术缺失、贸易成本偏高等因素的制约。我国要实现从传统比较优势造就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分工锁定中跨越出来,关键在于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大力培育中间部门,促进资本和技术要素集聚,塑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绿色政绩考核能否推动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以2006年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2003—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了地方政府绿色政绩考核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地方政府进行绿色政绩考核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该效应在环境规制程度越高的城市越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绩考核主要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高级化，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企业可获得的中间品种类等机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且该影响效果因企业贸易类型、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所在城市等级差异而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制度型开放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于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效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内要素集聚，进而推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其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对于城市经济效率呈现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效应更为明显，政府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没有产生虹吸效应，并未对本省其他城市的经济效率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不是通过存量资源再配置产生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净增长效应。未来我国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高质量市场体系；提高政府效率，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成果；重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支撑作用；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成果的推广与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