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会影响公司的税负吗?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公司整体税负、所得税税负与增值税税负均显著下降。区分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是否为重污染公司和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使得国有公司整体税负的降幅显著低于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整体税负降幅显著高于小规模公司,重污染行业公司整体税负比非重污染行业公司下降更多,以及税收征管强度高的公司整体税负降幅低于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公司。环境规制引发的公司整体税负降低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本文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文献,同时拓展了公司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污染排放——基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的实证检验

作为一种逐步兴起的新型政策手段,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否更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和政府节能采购企业清单,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相对于对照组显著降低,说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通过严格约束生产的各个环节,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具体包括在生产初始阶段改善能源结构、在生产过程中创新生产技术以及在生产终端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异质性检验表明,由于打破了原有的政企合谋氛围,政府节能采购政策使国有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此外,这一政策还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使得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同时,在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的同时,政府节能采购政策还提高了企业产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文章研究表明,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较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显著存在,该激励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得以实现。此外,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披露水平。对处于弱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本文探讨了政策激励下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产业调整的加快,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日益严重.文章从环境规制视角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分省区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考察.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水平与污染产业转移呈现"U"形关系,地方政府的末端治理会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增加产出,进而导致污染产业转入;(2)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规制,既能促进产业发展,也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政策制定者应对企业的治污技术研发等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可以酌情实施累进制环境税率,在招商引资时,可以根据转移产业的污染程度做出相机选择;各省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税收竞争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污染数据为样本建立三维时序立体数据表,运用极值熵值法测度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双重视角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利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①2000—2016年,中国环境污染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改善明显;2005年以后,中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上升;2012年以前,西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交替升降的演变趋势,而近年来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超越东部和中部地区。②从税收总量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显著抑制污染排放,是一种"趋优竞争"。③从税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加剧污染恶化,企业所得税竞争有效抑制污染排放。④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税收竞争程度低,对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较为显著。⑤从政府环境管制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环保政策相互影响,显著抑制环境污染。改革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完善税收分权体制和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是当务之急。     

减税激励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基于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准自然实验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重构税收中性、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财税[2018] 70号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企业ESG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试点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发企业绿色动能转换，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不仅具有减负纾困效应，而且具有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绿色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期末留抵税额负担较重的企业中。因此，建议利用多策组合汇聚合力，不断增强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多税共治提高政策协同度，充分释放组合式减税降费效力；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提高政策匹配性与适应性。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兼论环境政策的选择效应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平衡问题成为新发展理念下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基于绿色创新视角,深入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环境政策选择,并运用199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012—2016年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GDP增速地区明显增多,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从过度追求“量”向注重“质”的方向转变。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通过释放节能减排效应、促进产业结构清洁化以及引领市场需求来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选择进行检验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利用市场”和“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且“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强。因此,要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效实施“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等,以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投资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证据

投资税收激励不仅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带来要素收入分配方面的后果。本文利用2004年东北增值税转型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三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投资税收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受到增值税转型政策影响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及之后有明显下降,主要影响机制是增值税转型通过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估计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与劳动总体呈替代关系。     

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增值税改革与出口产品的品质升级

减税降费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以深化增值税改革为切入点,系统分析增值税改革与出口产品品质的内在关系,并以2004年我国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在全面刻画出口产品品质演化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增值税改革对出口产品品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增值税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品质,有利于出口产品的品质升级,在考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对影响机制的分析与检验表明,企业创新绩效与进口中间品质量是增值税改革影响出口产品品质的主要渠道。(3)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改革对出口产品品质的影响效果因企业研发强度、所处行业要素密集度及所有制形式不同而有所差异,表现为低研发强度企业、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品质的提升更明显。文章不仅有助于评估减税政策的实际效果,还可以为企业出口产品品质的提升路径提供经验证据。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来自环保法（修订案）实施的证据

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以2015年环保法（修订案）实施为自然实验,利用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反而能够提高受管制企业的经营绩效。实证结果显示,环保法（修订案）实施后,相较于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的ROA增长约0.74%,ROE增长约1.48%。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促进污染企业的创新产出,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行业竞争激烈,地区法治环境完善,企业不受融资约束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强。本文基于企业经营绩效视角估计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为中国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促进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当前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传统环境规制政策虽然提升了企业被动性环境治理,但难以调动企业主动性环境行为,而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多期DID的方法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了绿色创新水平,而外部监管强度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对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强化绿色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区域性税制改革对企业出口及创新的影响——以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例

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为了考察税制改革对两种驱动模式的作用,本文以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例,使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层面考察区域性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要素投入、生产销售与创新决策行为的影响.本文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后,受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雇佣人数减少,资本密度提高;企业销售额增长率上...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创新链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财税政策激励效应分析

文章从"投入-产出-收益"的企业创新链视角,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构建不同财税政策的激励效应模型,采用2014-2018年陕西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激励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财税政策确实提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激励效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投入端,所得税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在产出端与收益端,研发加计扣除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得出,盈利能力可能是影响政策效应的关键因素。研究建议构建以税收优惠为主的研发政策体系,充分发挥不同财税政策的互补性功能,形成具有差异性、精准性的财税激励政策组合。